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挑起局部侵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其中，日本犯下的大规模劫掠、奴役、残害中国劳工的罪行，罄竹难书，至今未得到彻底清算。日本在华实施强制劳动政策、强掳奴役中国劳工这一重大战争遗留问题，亟待认真调查和解决。

　　中国是最大受害者

　　二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疯狂扩大军备生产、修筑军事工程，在占领区实施了普遍的“强制劳动制”。中国沦陷区作为二战期间日本的最大占领区，是其实施“以战养战”政策和扩充军备生产的主要战略资源供给地，也是其“强制劳动”暴行的最大受害者。

　　大量档案证明，日本军部和政府是战时日本在华占领区实施强制劳动罪行的最大决策指挥者与罪魁祸首，大规模劫掠、奴役、残害中国劳工事件，是日本国家行为与决策，不是个别人、企业、组织的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居之芬根据国内各档案馆发掘的日伪劳工档案考证得出，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华各占领区强制动员奴役的中国强制劳工就达到了上千万人。而从1935年至1945年8月，日本强征、役使中国强制劳工总数为1500余万人。

　　残酷压榨罪行惨绝人寰

　　日本的“强制劳动制”虐待、摧残中国劳工，手段惨无人道。在严酷的条件下，伤残与死亡随时都会降临到中国劳工的头上。

　　在吉林丰满电站水坝工地上，劳工们被逼迫冒险在冬天掏洞取土，冻土坍塌后，被埋在里面，“监工不但不让营救，还把前来呼救的劳工用铁锹砍死”。华北劳工幸存者孙同修如此证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华工的奴役和残害。

　　当年的日本华北方面军驻冀东第27师团少将、步兵团长铃木启久曾在报告中称：“又派队伍用刺刀进行征集……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十五六岁的少年都在征集之列。”“由于给养不良，没有卫生设备和疲劳过度，病倒者甚多……其中有很多人死亡。”

　　位于海南岛热带雨林中的石碌铁矿，在日军侵略之前尚未开发，开采条件异常艰苦。日军的开采非常疯狂，1941年开始立项，次年就要出铁。居之芬介绍，在这里，蚊子、毒虫、瘟疫肆虐，再加上凶残的日军监工，使得从香港等地征召来的劳工死亡率很高。2万多人中，只有5000多人生还。开矿之外，还要修建港口和铁路。其中，石碌到港口的铁路长50多公里，地处山地，完全靠人工挖掘隧道，危险与伤亡可想而知。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何天义，自1985年起从事中国战俘劳工口述史料的征集整理。劳工的血泪史令他震惊而愤慨。他认为，在此问题上，口述史料与档案资料可以相互配合；加害者的供词和见证者的证词，与受害者的诉说可以相互佐证。

　　肃清罪孽任重道远

　　二战后，日本政府至今不肯就掠夺、奴役中国劳工公开道歉和赔偿，肃清这一重大战争罪孽的斗争仍任重道远。

　　居之芬表示，学者有责任捍卫真相、揭露暴行。全面揭示日本侵华期间实施强制劳动政策、强掳奴役中国劳工的战争罪行，目的是使日本强制劳动政策的机构、策划、实施、演变等各个部分都曝光于天下，以便以此为鉴，更好地肃清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毒素，不使其死灰复燃。

　　2010年10月，一座“安野中国人受难之碑”在日本广岛县安艺太田町揭幕，安野中国受难劳工及遗属和西松建设株式会社共同树立该碑。碑文铭记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为补充日本国内劳动力的不足，根据一九四二年日本内阁的决定，约四万名中国人被强掳到日本各地服苦役。其中西松组（现西松建设）在广岛县北部建设安野发电站的施工过程中，三百六十八名中国人被迫从事苛刻的苦工，包括死于原子弹爆炸的人员，二十九名中国劳工客死他乡。”

　　西松安野友好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内田雅敏称，认识和承认历史事实是和解的基础。真切期待“安野中国人受难之碑”成为“友好之碑”。

　　天津外国语大学校长修刚，曾义务为受难中国劳工赴日诉讼承担翻译等工作。他向记者表示，作为一名日语专业的学者，有责任为当年被掳到日本的受难华工讨回公道，维护中国人民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