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是站在时代最前沿,以当时很多作家所没有觉察到的前所未有的重大的“问题意识”去创作《牡丹亭》的。这是他创作《牡丹亭》成功的关键。我们不妨说他是那个时代的“灵魂”

　　●《牡丹亭》的创作,无疑彰显了汤显祖夫子自道的“伉壮不阿”的伟大个性即伟大人格,与其追求“情至”,即以“情”抗“理”昭示积极人文主义理想的伟大世界观。《牡丹亭》尽管是400多年前的戏剧作品,它给予当代人的创作启示无疑是永恒的

　　今年是东西方伟大戏剧作家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他们都是耸立在世界戏剧史上的巍巍“高峰”。汤显祖一生创作“临川四梦”,而尤以《牡丹亭》的成就为卓特。汤显祖曾说:“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牡丹亭》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汤显祖远大的政治情怀与伟大的艺术创造,乃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远大的政治情怀:“读书人把笔安天下”

　　中国古代戏剧创作传统每每强调教化与娱乐。若被誉之为“曲祖”的元代高明在《琵琶记》第一出中自道其创作主张云:“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而作为戏剧创作大家的李渔标举其戏剧创作之宗旨,如其《风筝误》末出下场的诗中所说:“一夫不笑是吾忧”,竭力追求戏剧创作的娱乐性。戏剧作品固有其教育的功能与娱乐的价值,但像高明与李渔那样竭力崇尚教化与娱乐,无疑昭示了他们对戏剧价值认识的褊狭。此种戏剧创作之精神祈向,自有其可取之处,然往往缺乏直面社会与人生本质问题的宏大气象。

　　汤显祖从事戏剧创作则有着很不一样的创作境界。他的戏剧创作,特别是《牡丹亭》的创作,绝不是为着教化与娱乐,而寄寓着他伟大的政治理想。如果结合汤显祖的生平与思想,我们不难看出,《牡丹亭》中若干人物的言语,正道出个中消息。毫无疑问,《牡丹亭》中的男主人公柳梦梅并不是汤显祖理想中的人物,杜丽娘才是作者所要精心打造的;在《牡丹亭》中,柳梦梅把杜丽娘比作“玉树”,而自己只是“芦苇”,这显然代表了汤显祖的看法。但毋庸置疑,柳梦梅也是一枝有着不俗思想的“芦苇”,他在《牡丹亭》第四十九出中所说的“读书人把笔安天下”,实抒发了汤显祖远大的政治情怀。

　　汤显祖早年入县学后,曾写了一首诗给同学,抒发了他的非凡志向,中有“唐虞将父老,孔墨是前贤”等句;至其中举后,更有一番试图在政治上大展宏图的雄心壮志:“历落在世事,慷慨趋王术。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作为此种政治理想的具体实践,1591年,在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任上的汤显祖,上了一道《论辅臣科臣书》,旨在通过万历皇帝,以破其执政期间“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有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那样的腐败局面,进而由此“以新时政”,实现他所期盼的宏伟的政治蓝图。

　　与此种政治理想一脉相承,汤显祖从事戏剧创作,同样有着非同寻常的“安天下”的宏愿。钱谦益尝谓汤显祖“胸中魁垒,陶写未尽,则发而为词曲”,信乎其为知言。《临川四梦》中如《南柯梦》《邯郸梦》,固无不从反面写出了对黑暗社会的猛烈批判,而《牡丹亭》则从正面提出他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构建,其第八出《劝农》有云:“山也青,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云处处生”,“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农歌三两声”。这不妨说是汤显祖的“桃花源”世界,也即是他“读书人把笔安天下”、“以新时政”远大政治理想的具体而微。故从“安天下”的角度看,《牡丹亭》不妨说是汤显祖《论辅臣科臣书》的姐妹篇。

　　诚然,从表面看,《牡丹亭》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汤显祖想真正解决的并不仅仅是当时社会中一般的男女情爱问题,而是由此作为切入口,解决一个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明代妇女被礼教束缚空前严重,无数的年轻女性,其鲜活的生命因为罪恶的婚姻制度而被埋葬。据相关统计,《明史》所收的“节妇”“烈女”,比《元史》以上的任何一部正史至少要多出四倍以上。这表明人们生活在一个人性被严重扭曲的畸形的社会中。显然,一个作家无论用何种形式写作,唯有真正深刻地揭示社会重大问题,才能成为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之所以伟大,乃是因为他正如列宁所说,“无畏地、公开地、尖锐无情地提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和最难解决的问题”,即那些“有关现代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基本特点问题”。因此,如果说《论辅臣科臣书》在很大程度上是试图解决当时社会的有关政治制度问题,那么,《牡丹亭》想着重解决的是包括婚姻制度在内的社会制度的基本特点问题。它们的形式不同,而指向一致,即“新时政”而“安天下”。要而言之,汤显祖是站在时代最前沿,以当时很多作家所没有觉察到的前所未有的重大的“问题意识”去创作《牡丹亭》的。这是他创作《牡丹亭》成功的关键。莎士比亚同时代剧作家本·琼孙曾把莎士比亚誉为“时代的灵魂”,与此相似,汤显祖的上疏切中时弊,而其《牡丹亭》又有理想的建构,我们不妨说他是那个时代的“灵魂”。汤显祖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在那个“颠倒混乱的时代”,自觉地负起了“重整乾坤的责任”。反之,如果只满足于写一般的情爱故事,或如曹雪芹所批评的那些才子佳人小说作家那样去从事创作,那么,《牡丹亭》　绝不可能成为世界戏剧史上的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