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籍在山东，我太爷闯关东来到吉林农安小八家子村。村里有个法国天主教堂，我6岁到村里的教会学校上学，12岁上了吉林神罗修院，1932年毕业当了神父。

　　1939年，我被派到黑龙江省巴彦县。当时日本人有个计划，想让“伪满洲国”的宗教合一。他们把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人都集中在一起学习佛经，我就听过和尚讲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他们还让各个教派轮流讲教堂是哪年建立的，教徒有多少，谁在这里待过等。一个礼拜参加一回，讲了一个月，对各个教派进行监控。

　　1940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陷入困境，但日本特务对法国天主教会的骚扰、监视却更紧了。1941年，我回到双阳。日本特务常来找麻烦，比如他们会问，“天主大，还是天照大神大”之类的问题，如果回答不对，就会被训斥，甚至被抓。日本特务还把不少天主教神父列为“重要视察人”（即有反日嫌疑的人）。每当重大节日，溥仪出宫参加庆祭奠活动时，日本特务都会把“重要视察人”抓起来，等溥仪回宫后，再放出来。

　　1945年我回到农安，不久日本就投降了。

　　（在编纂1990版《长春文史资料》第三辑时口述。本报记者鲍盛华 光明网记者任爽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