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商越

　　核心提示

　　从1964年至1980年，我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全国工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大批工厂企业、职工、干部从东部一线地区迁到中西部地区，核心就是在中西部地区建立起一个基本配套完整的国防工业基地，以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这就是“三线”建设。其间，国家累计向“三线”地区投资2052.68亿元，占同期全国投资的39%，建起大中型项目1100多个。被誉为“共和国长子”的辽宁，将企业中的优秀干部、技术骨干和先进设备陆续派遣、迁到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发挥了时代先锋的作用。

　　8月28日，记者在省档案馆看到一份《关于访问支边、大三线干部的家属的通知》档案，其中提到，“几年来辽宁省抽调了不少干部到西藏、新疆、云南等边远地区和大三线地区工作，这些干部在建设的最前线，任务繁重而艰巨，他们的家属大部分留在原地工作或居住”，通知要求各地在春节前夕对其家属进行一次访问，并且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份档案，将我们带回辽宁儿女支援“三线”建设的激情岁月……

　　一年中有7万多辽宁人奔赴中西部

　　1964年，中央决心进行“三线”建设。辽宁作为工业基地、“共和国长子”，担负起支援“三线”建设的繁重任务，为“三线”输送了大量人才、设备和技术。

　　辽宁省委认为，支援“三线”建设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此他们首先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按照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工人，先企业内部、后职工家属的形式进行动员，采取自愿报名与领导批准相结合的办法。动员后各地报名踊跃，如旅大市（今大连市）建筑公司自愿报名人员占总人数的97.5%。对调走的人，各市各系统都组织了大会欢送，并派干部护送。

　　据不完全统计，仅1965年国家下达到辽宁省的搬迁任务就有38个企业、43个项目，调出设备5441台，调出职工1.1万余人。到1965年底，已完成16项，调出设备4800多台、职工1万余人。在国家统一下达辽宁省工业支援“大三线”建设任务的同时，中央18个部又分别从辽宁省67个部属企业中调出设备2499台、职工4.56万人、随迁家属4000户（约1.6万人）。也就是说，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仅在1965年，辽宁儿女就有7万多人扛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支援“三线”建设。

　　“辽宁支援‘三线’建设的企业基本都是当时实力最强的企业，设备基本都是最新技术成果。”省档案馆档案利用处副处长高源对记者说。

　　鞍钢7000多吨设备分装240多辆车

　　“在支援‘三线’建设过程中，辽宁援建的省区主要是四川、贵州、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些地区陆续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钢铁企业、化工企业、煤矿企业等，同时也建成了一批配套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高源告诉记者，辽宁企业充分发扬“共和国长子”的风范，大公无私、勇于担当，以创新实干精神投身到工作之中。作为当时全国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钢铁公司，鞍山钢铁公司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鞍钢接到第二中板厂要迁入重庆的任务后，公司党委立即进行了全面安排。迁厂时，鞍钢不仅为重庆钢铁公司配备了较强的领导班子，选拔了政治条件好、技术等级高（平均3.9级）的技术工人，而且对迁出的67个机组、390多台电机设备进行了全面大修，凡是有缺陷的部分，都进行了修理和更换，清除了所有电机设备的油垢、铁锈，并进行了喷漆、镀锌，检修质量全部达到技术标准。

　　同时，鞍钢采取了对号入座的运输办法，对2200多箱设备、备件进行包装，保证了“不坏、不乱、不丢”，没有一件差错。要求每个小组对所检修机械的质量负责到底，每台机件都挂了“光荣牌”，写着拆修者的姓名，将来安装时发生问题，都能找到负责人。实行一包到底的方法后，工人的责任心大大增强。许多工人说：“设备修得好，安装、生产都没问题，这才是真光荣。要是出了问题，打来电报找负责人，‘光荣牌’就变成了‘可耻牌’了！”因此，工人们都是精心操作，一丝不苟。这次迁厂，重达7000多吨的设备装运了240多辆货车，经长途运输到达内地后，全部完好无损。

　　指挥长陶惕成劳累过度长眠山中

　　1966年初，中央决定由辽宁省和鞍山钢铁公司负责承担包建攀枝花钢铁基地和贵州水城（今六盘水市）钢铁厂任务。此后，鞍钢累计调往攀枝花钢铁公司的领导干部及技术骨干约6800人，调往水城钢铁厂2500多人。带队包建水钢的队伍由时任鞍山市副市长易晓光、鞍钢副经理陶惕成挂帅。

　　1920年出生的陶惕成身材魁梧、英姿勃勃，可一直被多种慢性病折磨着。

　　水城地处黔西北崇山峻岭之中的盆地，地质结构复杂，气候阴冷潮湿，经常大雾弥漫，细雨绵绵，人称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到1966年10月，参加水钢会战的人员已经超过了1.8万人，吃住一下子都成了大难题。会战队伍刚进场时，住的是自己亲手搭砌的“三棚一垒”，即草棚、席棚、帐篷和干打垒；吃的经常是上边熟、下边糊，中间还硬的夹生饭；喝的是溪中、坑中的“自然水”；用的还离不开必备的“三件宝”，即水靴、雨衣、大棉袄。由于水土不服，胀肚腹泻是每个人都要适应的身体反应。

　　担任水钢建设工地党委书记兼指挥长的陶惕成和大家一样，住在潮湿的帐篷里，在大食堂就餐，通宵达旦地工作是常事。家里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特意从鞍山捎来蜂蜜、苹果，陶惕成却回信叮嘱：“这里的老百姓很穷，职工也很艰苦，这样做影响不好。”到水城不久，冶金工业部拨给会战指挥部5辆伏尔加轿车。陶惕成知道后，立即让把车退回去，并严肃地说：“这里的老百姓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我们怎能坐着轿车在这里充当中国的洋人呢！我们在这里搞建设，到处需要钱，就是有钱也不能讲排场。”

　　艰苦的环境里，职工难免出现思想波动。陶惕成非常注意在会上给大家鼓劲，还经常走帐篷串工棚，与工人们促膝谈心，并培养了一批建设队伍和先进典型。不久，水城钢铁厂总体规划设计方案拿出来了。但经过勘察后，发现当地的地质属泥质灰岩，滑坡严重，不能建厂。陶惕成立即着手在水城附近另找厂址。他与大家一道，连续几天翻山越岭，勘察厂址。人们注意到他几次出现心区痛，仍拄着拐棍跋山涉水，披荆斩棘。1967年2月，陶惕成终因劳累过度，倒在了工地的帐篷里，终年47岁。

　　经过辽宁人和祖国四面八方建设者的共同奋斗，四川攀枝花由原来只有几户居民的偏僻小村庄，不断发展壮大变成了著名的钢都。1970年，攀枝花钢铁基地高炉炼出第一炉铁水，到1980年，这一企业成为西南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

　　还有辽宁和鞍山钢铁公司负责包建的贵州水城钢铁厂，也逐渐成为我国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六盘水也发展成为一个以能源原材料为主、经济门类齐全的现代化工业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