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制度建设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是在生态文化指引下，发展生态产业，实现产业生态化；促进生态消费，实现消费绿色化；开发生态资源，实现资源集约化；建设生态环境，实现环境清洁化。实现这些目标，必须依靠生态科技和生态制度。围绕生态文明及其制度建设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宁波大学校长、浙江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沈满洪。

　　从“摸着石头过河”转向顶层设计

　　《中国社会科学报》：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十八大以来，我国推出了哪些战略部署？

　　沈满洪：十八大以来，关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阐述越来越系统，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健全。十八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概念，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阐述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问题。特别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印发，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从“摸着石头过河”转向顶层设计，从“自下而上”的探索转向“自上而下”的推进，从借鉴他国经验转向创造中国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结合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规律，请您谈谈我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沈满洪：近半个世纪以来，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强制性减弱而自觉性增加，管制性减弱而选择性增加。

　　我国总体上处于工业化的中期，还将继续推进工业化；处于环境污染的趋缓期，环境污染依然比较严重；处于市场机制的完善期，市场发育还有潜力。因此，别无选择的强制性制度是前提，权衡利弊的选择性制度是主体，道德教化的引导性制度是辅助。我们要努力构建起三类制度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别无选择的强制性制度在我国特别要致力于以下方面：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从供给管理转向需求管理，严格实施取水总量控制制度；实施严格的能源管理制度，控制煤炭开采的节奏和数量，设定煤炭开采的“天花板”和能效标准，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实施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控制废弃物排放的总量，并且要实施逐年递减的总量控制制度；实施严格的温室气体控制制度，尽快完成从强度减排到总量减排的转变；实施严格的产业准入制度，控制污染性产业的发展，严格限制开发区的开发。

　　权衡利弊的选择性制度在我国的运用主要包括：基于“庇古税”理论实施有效的生态环境财税制度，包括生态环境税收制度、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基于“科斯定理”实施有效的环境产权交易制度，包括水权交易、环境权交易、碳权交易等。

　　道德教化的引导性制度建设需要把握：教育引导方向上，强化资源危机意识和资源节约责任意识、环境危机意识和环境保护责任意识、绿色消费理念和“货币选票”意识、生态权益保障意识和环境权益维护意识等；教育引导主体上，强调媒体、学校、社区、社团的多主体联动。特别要强调绿色社团的作用，鼓励绿色社团的组建、支持绿色社团的活动、发挥绿色社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