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亚投行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

　　由于国情不同，内政外交政策差异，各国加入亚投行的决策过程不尽相同，有些国家颇为顺利，有些国家则上演了“经贸系”和“外交系”之间的博弈，有过观望犹豫、纠结反复。

　　英国

　　第一个“吃螃蟹”

　　3月12日是社交媒体被“英国加入亚投行”刷屏的一天。

　　对于英国成为首个公开宣称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国家，首相戴维·卡梅伦说，会有一些时候，英国选择不同于美国的路径，因为出于英国国家利益。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英国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要在类似亚投行的国际机构创建时体现“存在感”。

　　英国外交、对外经贸政策乃至国内经济发展方针一贯带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加入亚投行最终是为英国争取发展空间，维护国家利益。

　　英国加入亚投行，奥斯本功不可没。正是他不顾外交官们“加入亚投行可能疏远与盟友关系”的严词警告和强烈反对，在一场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并最终说服了卡梅伦和国防官员，作出这一决定。他的理由是，英国加入亚投行带来的商业利益将超过可能引发的“外交骚动”。

　　澳大利亚

　　断然回绝到高调入伙

　　围绕是否加入亚投行，“经贸系”与“外交系”的决策之争同样发生在澳大利亚内阁。从最初的断然“回绝”到最终的高调“入伙”，澳大利亚走过一段颇为复杂的“心路”。

　　2014年10月，澳方收到中方的亚投行邀请，但因为顾虑美国态度，内阁会议予以拒绝。国库部长乔·霍基从经济角度考虑，认为加入亚投行能带动经济发展，对本国和亚太地区都有利；外交部长朱莉·毕晓普则从战略安全和地缘政治角度出发，受到美国强力游说，不愿意跟美国翻脸。两人一度争得面红耳赤。

　　毕晓普后来立场有所改变，促使内阁最终达成一致。而去年11月，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后，澳中关系的升温与澳美关系的降温，则是促成澳大利亚政府最终转向的大背景。

　　舆论“一边倒”，澳中关系升温，加之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行动在先，澳大利亚政府终于消除分歧，高调宣布加入亚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