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纳伯格庄园峰会，是中美两国领导人换届之后，新政府、新执政团队探索在两个不同制度体制的大国之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创新之举。从会晤所取得成果看，双方不仅在双边关系对双边、地区和世界的战略重要性上取得了认同，而且都认为“战略上互不信任”是影响和制约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根源。尤为重要的是，双方领导人明确了双边关系发展的努力方向。会晤传递出来的重要信息是，双方要努力突破已经困挠了国际关系史数千年的关于霸权国家与崛起国家必然走向战争的“修昔底德陷阱”[1]，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或构建新型合作模式。会晤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必将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然而，中美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影响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因素错综复杂，任何企图通过一次峰会解决双边间问题的美好愿景，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安纳伯格峰会也不例外。但峰会无疑对双边关系继续下滑的趋势提出了警示，对防止双边冲突扩大、危机升级，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但好的开端并不能保证必然成功。国际关系领域尤其如此，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几乎是一部战争史，以残酷的现实击破了人类追求和平、发展、繁荣、和谐的梦想。就中美两国而言，双边关系长期呈现起伏不定、动荡曲折的状态，而美国在其中似应承担更多责任。中美关系史雄辩地证明，凡是美国以尊重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情感为前提，以建设性的、合作的方式为路径，以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双赢为目标，双边关系就呈健康发展态势，反之，双边关系就出现波折。安纳伯格峰会之后，双边关系能否真正峰回路转，关键还要看美国。正如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所说：“从较长时期看，随着我们的差距缩小，我们的进程(指双边关系，译者注)是更多地倾向于合作还是更多的对抗。这将取决于美国的态度与行动。”[2]在美国决策层，以及“国会和民众之中还有很多人想要对崛起的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姿态”[3]的情况下，要使双边关系向健康稳定的方向取得实质性突破，固然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但更需要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实现“五破五立”。

　　一、外交理念上：破“宗教使命”，立“多元主义”

　　美国对华政策是服务并服从于美国全球战略的。要研究美国对华政策走向，必须研究美国全球战略，而要把握美国全球战略特点与本质，首先必须研究美国的国家性质。美国著名的冷战理论家乔治·凯南曾经说过，“要研究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起什么作用，追求什么目的，首先就要研究一下这个国家的性质”。[4]著名外交史学家斯帕尼尔(Spanier)指出，“理解与分析美国对外政策的最有效方法应该把‘国家风格’与‘国家体系’联系起来分析”。[5]那么，美国的国家风格与国家性质有哪些核心特点呢？其突出表现形式之一是美国宗教意识和理念，“集中体现在美国人对其国家的起源及其使命具有一种宗教般的解读”，[6]“从最早期历史直到目前，在美国人头脑中有一种很深的救世主意识”。[6]体现在外交方面，那就是美国人通常从基督教价值观上思考、理解美国外交，信奉上帝“选民”与“山巅之城”意识，强调美国对世界负有特殊使命。美国风格体现在政治理念上，则有一种以资产阶级民主与自由为核心的一系列“美国信条”，并把“美国信条”宗教化，把追求所谓的普世民主、自由、人权价值理念作为美国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坚信把美国式民主自由体制、美国式价值观与道德观向世界推广，是上帝赋予的“使命”。因此，美国所作所为就是体现上帝的意志，代表着“善”和“正义”，美国承担着扬善伐恶的道义责任，从而为美国全球行为披上了合法外衣。上述理念不仅为美国“政治精英”所推崇，也被普通民众所认可，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国家性质和风格。历史上，美国历届总统都无一例外地借助宗教概念来阐释其外交政策。而美国这种强烈的宗教使命意识又随着它在与世界各国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得到进一步强化。自视为“上帝的选民”，潜意识地认为美利坚民族是优中之优的民族，应该高人一等，“争第一，保第一”成为美国精神之魂。一方面，美国会戴着有色眼镜俯视世界，另一方面则认为任何其他国家和民族赶上美国、与美国并驾齐驱是不可接受的，因而千方百计地进行打压。正是基于此种理念，美国先是取代了与其同根同源的大英帝国的霸权地位，后又压服与其同属西方阵营的日本、德国等国，进而战胜了与其争霸半个多世纪的苏联。美国自命为冷战的胜利者，加之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繁荣，美国的使命意识进一步强化，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20世纪90年代这段时期，哺育出了一个后来因自以为是、态度极端傲慢而著称的美国”，[7]频繁地以使命感和“美国信条”为借口发动局部战争或进行武力干涉。美国之所以不能容忍综合国力有利于接近美国的中国，其中就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使命意识在发挥作用。美国学者毫不讳言地承认，“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威权政府的厌恶继续刺激着美国的决策集团与精英”。[8]他们认为，“中国在威权政府下的快速经济增长已经成为‘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最大的潜在意识形态挑战’”，[9]担心“如果人们普遍将美国体系视为不实用的模式，那么中国持续成功可能会成为另一种可供选择的体系”。[10]这就是美国始终有一个深受宗教使命和“美国信条”影响的决策层和一批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民众的根本原因。

　　笔者绝无批评、指责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和美国式“信条”，因为这是美国人民基于历史和现实的选择。但美国不应该也不可能把自己的使命和信条强加给其他国家的人民，这本身就违背了美国人自己信奉的“美国信条”。同样理由，美国不能把其使命和信条强加给中国政府和人民。我们从不反对文化的交流与文明的互动、互鉴，坚持认为这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就是兼收并蓄，有容乃大。但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宗教信仰、政治制度、价值取向、发展道路，是该国民众基于历史、国情的自主选择，其多元性、多样性、差异性构成了当今丰富多彩的世界，其高下、好坏、优劣，应由本国人民自己评判，任何国家都不应妄加指责、横加干涉。美国如果真心致力于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致力于推动美中双边关系健康发展，就必须破除其宗教使命理念，奉行多元主义，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尊重中国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尊重中国人民自主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也正是美国有识之士的共识，布热津斯基说得好：美国“不要让人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觉得世界划分有高等文化的高等国家和低等文化的低等国家。那种观念不可能在21世纪存活……核心是关于尊严，关于你如何对待其他人。”[11]

　　二、战略思维上：破“线性思维”，立“合作思维”

　　思路决定出路，外交战略思维决定着外交政策的制订。就中美关系的战略思维差异而言，美国始终是用二元对立的线性思维分析研究双边关系，坚信一个已经确立世界领导地位的大国和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认为这是国际关系基本规律，即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之间必然发生冲突，中国势必取美国而代之，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美国的威胁。循着这一思维，如何应对中国的威胁和挑战，已经成为美国的重要任务。从表面上看，美国国内似有两种对垒分明的流派，一派是所谓“屠龙派”，他们以现实主义为理论基础，公然视中国为威胁，主张对中国强硬，遏制中国。该派虽然在美国影响力下降，但仍然有重要市场。另一派则是所谓“拥抱熊猫派”，他们奉行建构主义，以制度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强调社会认同。这一派的理论的影响力目前在奥巴马政府内呈上升趋势，以至于美国官方也强调软实力和巧实力的运用。[12]事实上两派都是以二元对立、线性的思维模式看待其他国家实力变化的，依然视其他任何国家的实力增强是对美国权力的削弱，是对美国权力优势的挑战，只不过后者更具欺骗性和迷惑性而已。他们的思维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通过共同构建制度性安全机制，使中国尊重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规则，为美国全球利益服务，“最终目标是推进中国民主化，并通过和平方式的革命结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2]布热津斯基在《大博弈》一书中说，“我的大部分成年时光，都在就如何削弱苏联集团提供战略建议”。[13]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的决策层对被其视为对手国家的真实图谋。其实美国对中国也是如此，2009年9月美国发布的《2009年国家情报战略》仍然贯彻了“中国威胁”的观念，将中国视为伊朗、朝鲜、俄罗斯之外，可能对其构成挑战的国家。美国对华战略两派在思维上的本质的一致性，都是以线性对立思维的模式思考美中关系。该书的另一作者、老布什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一语击中要害：“最主要的是，我们仍然受制于冷战的思维，我们所有的机制都是为冷战而设计的。”[14]如果，美国继续这样的思维模式，美中关系未来只能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对抗不断升级，使双边关系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中国从不否认大国之间客观存在的竞争，但为了汲取国际关系史上特别是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频繁发生冲突与战争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创造性地提出了合作安全观，这是一种和平的、综合的、系统的、包容性思维，合作成为其基本路径选择，通过合作来推动世界的共同繁荣与发展。在大国关系上则构建包容、互鉴、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既反映中国的国家利益诉求，也体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美国如果要实现未来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就应该摒弃冷战思维模式，代之以合作思维，与中国一道共同探索、推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模式和内涵。

　　三、路径选择上：破“强权干预”，立“协商对话”

　　理念与思维方式虽然对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起到最终决定性作用，但不同时期、不同政党以及不同执政团队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其具体的战略和方针政策还是有差异的，因此，美国政府到底选择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将对双边关系产生最直接的影响。纵观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历史，禁运、封锁、包围、对抗乃至武力威胁，甚至直接武力干涉等充满了强权政治色彩的政策始终占据主流。即使在冷战结束后，华府在强调对华进行接触与合作的时代，也从没有真正放弃其对华进行遏制、包围的政策。相反，中国政府和人民几乎从没有做过伤害美国民众情感和美国利益的事情，而美国现在所大肆渲染的所谓“中国威胁论”，或出于美国自己的猜测、推断，或出于毫无根据的臆想，因为稍有理智和国际关系常识的人都会认识到，以中国的战略重点、中国的国力，都无意和无法与美国进行对抗，更遑论对美国构成现实威胁。以史为鉴，美国长期对华的强权干预政策，不能不让中国政府与民众怀疑美国出台每项政策的真实动机和战略图谋，怀疑美国对双边关系表现出来的积极姿态和善意并不真实，而是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安纳伯格峰会虽然释放出改善双边关系的积极信号，但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美国应切实放弃其现行的对华强权干预政策。如果美国继续奉行言行不一的两面派政策，势必引起中国民众强烈反弹，激发中国民众的民族情绪。

　　不可否认，美中作为两个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大国，出现分歧和矛盾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一种常态化的、正常的国家关系的表现，而且可以预料，随着美国战略东移，以及中美两国的利益交汇区、重叠区加大，两国分歧与矛盾还会明显增多，中美两国都应该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为避免双边关系出现重大波折，中美必须共同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美国方面看，关键在于美国放弃强权政策，寻求以协商、对话、谈判的方式解决分歧与矛盾，严防矛盾扩大和危机升级。安纳伯格峰会应该说也是两国探索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开端，应致力于把峰会形式制度化、机制化、常态化，并在其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充实其内容，使双边关系走到协商对话机制、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