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中国留学生（1890至1950）更多地表现为“家国中心”（home centered）。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共选送了120名学生去美国。中国学生赴美的主流出现在1875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和1899年的庚子赔款之后。截至1950年，共有3.6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清政府担心留学生置于美国社会文化中会丢失他们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底蕴和传承，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清政府对出国留学生培养的主旨。早期赴美学生均为清政府公派，清政府希望留学生学习西方列强的先进技术来应对西方挑战，大多数留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其他与科技有关的专业。而且，他们年龄普遍很小，对异国他乡的学习生活还没有准备好，便开启了赴美之行。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后，赴美留学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国家意志逐渐蜕变为个人行为，来自富裕家庭的自费留学生很快成为留学海外的主流。这批留学生从出国伊始便明确了最终会回到中国，即“家国中心”。他们对美国社会的融入动力不足，与美国人和美国社会的互动都很有限。第一批留学生中很多人回国后被政府和大学委以重任。西方学者伯恩指出，在20世纪初，美国学位成为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在社会政治体系中谋求重任的有力保障。这批赴美留学生的特点是对中国的“文化忠诚”(Culture Loyalty)度很高。

　　第二代中国留学生（1978年以后至2000年早期）的学术质量大幅提高。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启动了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倡导学术国际化和技术交换的政策语境，从而直接推动了中美文化教育的交流。1978年，美国总统卡特的科教顾问弗兰克·普雷斯访问中国，两国签署了互换学生和学者的协议。50名中国留学生随之进入美国数所“常青藤”大学就读。从此，中国赴美留学学生人数激增。第二代留学生的学术质量，尤其是对于科学技术的贡献要超过第一代留学生。第二代中国留学生多依赖于美国大学所提供的奖学金，选拔过程也由美国大学依据中国学生的学业成绩来决定是否录取。除了优异的学术成果，与第一批赴美中国留学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二批学生在是否回国的问题上面临两难处境。对于回国还是永久居留美国，第二代留学生表现出更多的困惑和犹豫。相较于第一代留学生更多地表现为“家国中心”，第二代海外留学生“滞留海外”（brain drain）现象严重。

　　第三代中国留学生大多数来自富裕中产阶层家庭。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中产阶层家庭的数量激增。与第二代中国留学生普遍依赖美国高校提供的奖学金状况形成鲜明对比，这些来自富庶中产阶层家庭的财力足以支付孩子在美国的留学费用，而不再依赖各类奖学金。依据学术准备和财力资源来划分，美国研究机构“世界教育服务”（World Education Service）的一份报告数据将国际学生分为四类，分别为“探险者”（Explorers）、“志存高远者”（Highfliers）、“奋斗者”（Strivers）和“挣扎者”（Strugglers）。调查结果表明，第三代中国留学生群体主要由两类财力雄厚的家庭背景的学生组成——“探险者”（低学业准备和高财力资源）和“志存高远者（高学业准备和高财力资源），两组人群共占到所有被测中国留学生群体的70%以上。西方学者娜若（Narrow）也曾指出，当代富裕中国家庭所培养的赴美留学生可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学业成绩不好，无法通过高考考入中国大学的孩子。他们的父母通常选择绕开中国高考，支付高昂学费让子女进入欧美一般性大学。另一类则来自中产阶层精英家庭。这类家庭崇尚教育，尤其崇尚世界名校。这些家庭的孩子，重视学业，成绩优异，有很强的学术背景，追求世界名校，从而进入美国“常青藤”大学。然而，也有学者指出，第三代中国留学生缺少第一代留学生的“家国中心”和“文化忠诚”度，同时也缺少第二代中国留学生的勤奋和学术成就。（阎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