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县域教育行政部门感到社会压力越来越大。这说明教育行政部门必须改变传统思维，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机制，建构教育事业发展的新常态。从行政垂直结构看，县（市、区）教育局是基层，行政对象是整个县域；从行政种属结构看，县教育局作为部门从属于县级人民政府，而县（市、区）是国家最基本的行政单元和经济单位。因此，县级教育局与更高级别的教育部门的行政功能，远不只是大小相似形的关系，更具有宽领域的区域特征。

　　县域教育行政由“教育部——教育厅——（地市）教育局——（县市区）教育局”的“条”与从属于县级人民政府所辖的行政区划的“块”构成。如果过度为上下级的“条”所支配，不能充分考虑到基层性的具体性、复杂性、差异性和独特性，就会陷入“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条块分割的困境。作为下级部门的“针”，不同程度地忽视了作为行政区域和公共领域的“面”。

　　有专家指出，公众的参与可以缓解和应对教育决策的信息压力和创造压力，从而不断改进教育政策的质量；可以提高公共教育政策和公共教育事务的实施效果；还可以发挥公众参与的道德功能和教育功能，推进社会进步。

　　反过来看，在媒介时代的公共社会，如果轻慢公共治理，不能有效地沟通社会和公众，任何负面的信息都可能形成“蝴蝶效应”。比如，每逢入学季、招考季，总是会出现不少矛盾。

　　如果说条块结合的县域教育行政呈现为“⊥”形结构，那么，基于公共治理的县域教育行政则呈现为“π”形结构。“π”形结构作为教育公共治理行政功能的表征，体现为直径与圆周的关系，可以隐喻教育行政功能的区域化特征，同时还隐喻着县域行政与不同主体和不同主张之间的延展和支撑关系。这种延展和支撑就是行政吸纳服务、吸纳民意的教育公共治理的运行机制。

　　社会事业发展正处在高速期和转型期。城市化进程中带来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随迁就读等问题，使公共社会处在持续不断的“再领域化”的过程中，以不变应万变的办学布局，容易造成办学效率与教育公平的矛盾，也不能很好地服务于社会，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杭州市下城区“南精北优”战略、武汉市江汉区“优南强中壮北”战略，就是针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区划和人口变化中资源分布不尽合理的新情况，而做出的优化区域教育资源的重要举措。

　　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行“学区制”，也正是强调教育必须与区域社会事业发展协调发展。总体上看，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正在形成。不少县（市、区）人民政府已经将学校对社区建设的贡献列为教育绩效的考评指标。

　　从县域公共治理实践看，总体上都有行动，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是遭遇到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的天花板，普遍状况还是行政主导、社会配合。这也是随着社会事业发展和转型，县级教育局普遍感觉到行政压力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

　　当然，也毋庸讳言，公众在参与公共事务时存在的被动性和非主体性认知，也是制约公共治理的重要原因。因此更要以开放的姿态和改革的精神积极推进。公众参与有利于提高公民素养、促进社会文明，而这一切恰恰又是教育的应有之义，当然也是政府教育行政的应尽职责。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