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60年代以降,以战后都市过密和乡村过疏化为背景,日本兴起了以研究地域社会结构、集团构成以及人类行动为主要内容的地域社会学。试图超越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的界限,以城市化背景下“生活社会化”为基本理论前提,以乡村过疏化为研究重点,围绕着“地域生活”、“地域组织团体”、“地域格差”、“地域政策”、“新公共性构建”等问题展开研究,建立起“结构分析”的学科分析范式。通过对城乡过密—过疏进程的研究,将城乡关系问题作为空间转换的核心内容,体现了其对人类社会由传统到现代转变的特别关注。在拓展社会学学科研究界限的同时,也为其走向政策应用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地域社会 都市过密化 乡村过疏化 公共性结构

　　20 世纪 60年代以来,伴随着战后日本产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日本社会的“空间结构”发生剧变。城乡社会出现了所谓“过密”和“过疏”问题。面对上述社会变动,从 70年代起,日本社会学界掀起了“地域社会学”研究热潮,经过数十载的积累,业已初步形成了地域社会学的学科研究体系,日本也由此成为地域社会学发展的重镇。学界通常将地域社会学视为是以地域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主要是指超越都市和农村的界限,将其纳入总体视野,以研究地域社会的社会结构、集团构成以及人类行动为主要内容的学问。学界也时常“把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看作是地域社会学的下位概念,而将地域社会学界定为二者的总称。但这并不意味着地域社会学可以简单地还原为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地域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虽然与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的内容有交叉共享部分,但其学科目标却主要是将地域问题置于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的背景下,试图以实证的、实践的研究志向、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分野。”( 森冈清美, 1993:989 )本文试以战后日本城乡“过密—过疏”问题研究为中心,就战后日本地域社会学的起源、发展及演变做一概括性论说,以弄清地域社会学的学科视域、研究领域及运行过程,以为当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供有益的鉴戒。

　　一、城乡“过密—过疏”问题背景下日本地域社会学的勃兴

　　早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对日本城乡“过密—过疏”问题的直接回应,日本社会学界便开始意识到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来的城乡地域结构剧变所带来的影响,主张将都市化背景下的城乡问题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中心议题。但在产业化、城市化深度主导之下的日本社会已不能简单地照搬旧有的“城乡范式”来加以理解,由此便提出了超乎城乡之上的“地域视界”问题。正是在回应“乡村过疏”和“城市过密”问题的背景下,日本的地域社会学得以兴起并迅速成长。

　　(一)“过疏—过密”问题与日本传统地域构造的剧变

　　如前所述,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背景,日本社会出现了所谓“过密”和“过疏”问题,城乡社会的空间结构和社会关系都发生了空前的剧变。

　　1 、关于“乡村过疏化”

　　1966 年初,在日本经济审议会发表的报告中,最早提出了“过疏”概念,认为在日本经济高速挺进的过程中,“人口的地域移动呈现出强劲的由乡村后进地域向都市先进发达地域快速流动的趋向。这一由经济发展而引发的地域变化也同时引发了严重的地域问题。”( 内藤正中, 1968 : 29 )这是日本政府官方文书中最早使用“过疏化”概念来阐释城市化背景下城乡地域的结构性剧变。以此为起点,乡村过疏问题逐渐成为学界、政界关注的话题。一般认为乡村过疏化现象主要表现在:( 1)地域内人口和户数锐减。以日本那贺郡弥荣村为例,“从 1960年至 1965年 5年间,全村人口减少了 1842人,约占全村人口 1/3.全村的户数也由 1176户减至 917户,其中,举家离村者达 144户,达 502人。”( 内藤正中, 1968 : 2 );( 2)地域老龄化。因离乡者大多为年轻人,遂导致过疏地域较早地进入到“老龄社会”,地域活力严重不足。 在 20世纪 60年代前,人们可以在日本农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带有地域性、伦理性、永续性和集团性。但时至今日,这种社会关系原封不动地存在并得以延续的地域,在日本列岛已经不复存在。一方面是无限制扩大的地域空间,另一方面则是被限定的狭小的地域空间,人们即在二者之间展开自己的生活和行动。年轻人纷纷进入城市,家庭主妇、幼儿和高龄者则成为乡村留守者。( 3)过疏地域的经济生产急剧萎缩,生产规模缩小,财政能力下滑。地域公共服务能力低下,教育、医疗、消防等活动难以为继,一些传统的冠婚葬祭仪式也因缺少年轻劳动力而面临严重困难;( 4) 生活信念低落。在地方空洞化、人口外流、经济活动停滞等因素的作用下,“地域居民生活信念低靡,对自己居住地方原有的魅力感和自信心丧失殆尽。”(池口小太郎, 1968: 278)

　　为克服过疏化,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便陆续出台了《过疏地域对策紧急措置法》,又称《旧过疏对策法》( 1970～ 1979)、《过疏地域振兴特别措置法》,又称《旧过疏振兴法》( 1980～ 1989)、《过疏地域活性化特别措置法》又称《新过疏法》( 1990～ 2000)、《過疎地域自立促進特別措置法》( 2001年发布),试图通过一系列“过疏对策”以减缓过疏化进程。由此而揭开了“过疏化”与“逆过疏化”的进程。

　　2 、关于城市过密化

　　所谓“过密”,实际上是相对于“适密”而言的。几乎与乡村过疏现象出现的同时,日本城市社会因大量人口涌入而开始面临过密问题。日本学者加藤秀俊较早意识到“过密”问题的存在,早在 1965年他便提出“高密度社会”概念,清楚地意识到“不仅要注 意技术进步给日本带来的‘物理空间’的变化,而且更应注意‘社会高密度化’带来的影响。”( 加藤秀俊, 1965 )经过数十年的探讨,日本学界对“过密”现象业已形成基本的共识,认为所谓 过密现象主要是指“因人类大量集中而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但在判断某地区是否存在过密现象时,又因其文化背景、生活样式、地理条件、技术水准等而存在较大的差异。”( 森冈清美, 1993:215 )

　　一般说来,战后日本的“都市过密”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 1)早期的过密。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日本社会出现了大规模人口迁徙流动,据统计, 1975年时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内的总人口达 4706万人,占日本人口总数的 42%。人口集中区域的人口数合计 3847万人,占全国人口集中区域人口数的 60.3%。( 滨英彦, 1982 : 22 — 23 )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过密”现象主要是与边远农村、山村、渔村的“过疏”相对而言的。( 2)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新过密问题”。新过密化最大的特点是东京圈的一极集中化。(佐藤俊一, 1997: 411)大量人口流入东京,据统计,到 1992年 “以东京为中心,由神奈川、千叶、崎玉一都三县构成的东京圈虽然仅占国土全部面积的 3 ﹒ 6 ﹪,但人口却大约有 3000 万人,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 1993: 602— 603 )相比之下,关西圈和名古屋圈则停止了过密化得演进态势, 呈现出“东京一极集中”的样态。“一边是繁荣的东京,另一边则是不景气的地方。”(升秀树, 1992: 97)“距离是城市环境中社会关系的核心。因此,形体的接近并不能保证社会意义上的接近,因为空间并非交流的惟一障碍,而社会距离也并非总是能够用纯粹物理学的方式合适地加以测量。”( 格拉夫梅耶尔, 2005 : 34 )复杂的过密现象到底是城市社会的福音,还是灾难, 值得学界长时间探究。

　　3 、城乡“过密—过疏”问题的实质

　　在“过疏—过密”概念的提出及演化过程中,人们对其理解不断走向深化,学界一般认为:所谓城乡“过疏—过密”问题不是一种单纯的人口移动迁徙现象,因为在“过密—过疏”问题发生及其演进的过程中,城乡社会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城乡结构、人口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动。城乡“过密—过疏”现象体现了工业资本生产和农业小商品生产之间的结构不平衡。社会过密—过疏化的演进过程,实际上是地域社会地域性和共同性不断分离、不断扩散,共同性不断丧失的过程。作为传统社会共同体的乡村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其传统的基于血缘、地缘的社会连接开始松动,而作为市民自主性和责任性的主体,如何建立起新的共同体则成为挑战。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过密都市在与过疏乡村的对垒中占据优势,但其内部亦因过密问题的困扰而面临挑战。在这一意义上,所谓“过疏—过密”问题,实际上就是现代城乡社会何以可能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