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知识转型过程中,传统本草知识被重新认识、改造与书写,一套传统与科学并存的学说体系出现,具备现代学科特征的中药学逐渐形成。中药不再是传统时代的中药,而是被赋予了全新内容的“再造”中药。

　　2015年10月,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研究员因青蒿素的发现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女科学家。在媒体争相报道的同时,关于青蒿素问题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青蒿素究竟是不是中药:废医存药是不是应该推行等问题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此番情景依稀令人联想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西医论争。近代以来,中医人注定要身处两难之境,一中一西,一古一今,如何抉择,何去何从,着实不易。

　　近代以来中药学科的发展既有传统本草知识的铺垫,又有西方科学的推力,两者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张力关系。民国之后,一批留学欧美及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回到国内,逐步将生药学、药物化学、药理学等现代科学知识应用到中国本草学研究中,自此传统本草学开始向近现代中药学转型。这一转型本质上是对传统本草知识体系的扬弃,先天带有明显的科学烙印。转型之路漫漫而修远,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在整个知识转型过程中,传统本草知识被重新认识、改造与书写,一套传统与科学并存的学说体系出现,具备现代学科特征的中药学逐渐形成。中药不再是传统时代的中药,而是被赋予了全新内容的“再造”中药。

　　18世纪前,中西方药物交流基本延续着古代博物学传统,外来知识并未直接影响和改造中国传统本草学原有的知识核心。19世纪中后叶,英、德、法、俄等国学者和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大范围采集植物标本,并进行品种识别和鉴定。与此同时,随着西方有机化学和生理学的发展,欧美及日本科学家开始针对传统药材展开药物成分分析和药理作用阐释。自生药学入手,展开药物成分分析,再进行药理研究的“三位一体”研究模式开创了中药科学化研究的先河。20世纪之后,随着赵燏黄、赵承嘏、陈克恢、朱恒璧、张昌绍等人学成回国,加之同期在华外国学者如伊博恩(Read, Bernard E)、久保田晴光、中尾万三等人的努力,这一研究模式被全面引入到中药研究中,由新一代药物学家创立的全新研究范式和观念被确立,并对新中国成立后中药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据《中国中医药50年》一书中的统计,新中国成立后中药学科所取得的大部分成果都与新的研究模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