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夏瑛，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内容提要】基于一个动员框架发生显著变化的社会运动案例，本文分析了主导运动前后两个阶段的动员框架及其转变机制。研究发现，框架转变源于社会运动领袖的策略性选择，转变背后体现的是动员框架与运动所处的宏观文化情境之间的微妙联系。具体而言，第一阶段的动员框架使用了文化情境中的边缘价值，动员效果并不理想；第二阶段，社会运动领袖对动员框架进行策略性的调整，将其与文化情境中的主流价值靠拢，在动员取得突破之后，又将边缘价值带回动员框架。随着运动的扩大，这些边缘价值被广泛传播与推广，并在运动之后延续下来，重塑了文化情境。

　　【关 键 词】社会运动；集体行动框架；框架化；框架转换；文化情境；话语

　　感谢《社会》匿名评审提出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一、问题的提出

　　“参与者是如何被动员的”是集体行动研究的核心问题。在西方集体行动，尤其是社会运动理论中，研究者大致从三个维度来回答这一问题。结构主义观认为，宏观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为动员者提供了可供利用的“政治机会”(Jenkins and Perrow，1977；McAdam，1982；Tilly，1978)；受理性主义影响的资源动员论从中观的社会运动场域中寻找有利于降低动员成本、提高动员效用的组织性资源和人际网络等动员结构(McCarthy and Zald，1977)；另有一部分文化主义者则从社会心理视角关注个体的微观动员机制，将社会运动理解为一种文化现象或话语活动，使用框架分析理论解释动员者如何通过建构运动话语来动员有着相似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参与者(Snow，et al.，1986；Snow and Benford，1992；Benford and Snow，2000)，或重新理解情感在动员过程中的作用(Goodwin，Jasper and Polleta，2001)。

　　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已经非常成熟，而中国对集体行动，尤其是对抗争性集体行动的研究尚处于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的阶段。有研究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有益尝试，他们关注不同社会群体的抗争，①分析特定的抗争群体如何策略性使用怨恨情绪、政治机会结构、人际网络、动员策略、媒体和情感等因素进行动员，并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

　　相对而言，通过分析社会运动中的话语、意识形态或符号性活动，使用框架化理论来解释动员结果的研究并不多(周明、曾向红，2011；刘春荣，2010；程秀英，2012；高恩新，2009；谢金林，2012)。然而，每一个集体行动的动员都需要通过话语、修辞和符号等“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s)完成。在动员过程中，社会运动领袖需要赋予运动相关的事件、问题，以及他们的行动特定的意义，这些意义通过话语载体传递给潜在的支持者、追随者和反对者。动员者制造和传递意义以动员他者的过程就是框架化过程。社会运动的框架化过程总是存在于一定的宏观文化情境中，动员者在制造意义和塑造框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情境因素的影响。

　　文化情境如何影响动员框架的形成和发展，成功的动员框架又是否会对文化情境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都被主流框架分析理论忽视。主流框架分析理论大多将文化情境作为社会运动领袖进行框架化预设的、稳定的背景条件，研究者虽指出文化为社会运动领袖的框架动员提供工具或资源(Swidler，1986；G. Williams and R. Williams，1995)，但提供怎样的工具或资源，以及如何提供却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本文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选取曾经历显著框架转变的香港“反高铁”运动来理解文化情境影响动员框架的设计及框架调整的具体机制。这一运动在前后两个阶段使用了不同的动员框架，两个框架所涉及的文化情境中的“资源”要素各有不同，并产生了相异的动员效果。文化情境为框架转换提供了依据，而框架转换后动员的成功和运动的扩展又为动员框架重塑文化情境提供了可能。本文所依据的经验材料包括“反高铁”运动中运动领袖和积极分子所使用的各种话语、标语、图示和影像，以及笔者于2009年中至2010年初在香港收集的田野观察和访谈资料、与事件相关的媒体报道、公共评论等。

　　二、动员框架与文化情境

　　社会运动不只是一个结构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现象(Tilly，1978，1986，1993，转引自赵鼎新，2006：235-240)。影响社会运动动员过程的不只是政治机会和动员结构这样的结构性因素，贯穿机会、组织和行为之间的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即人们对与运动相关的特定事件和情形赋予的意义(McAdam，et al.，1996：5)。动员者通过各种“话语实践”表述这些意义，他们需要向潜在的参与者、支持者、旁观者，以及社会运动过程中的其他行为体(如媒体、政治权威等)说明运动所针对的问题如何，以及通过什么样的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Snow and Benford，1988)。

　　“框架”概念最初是指帮助个体认知、理解、鉴别，以及标记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的“解读程式”(interpretive schema)(Goffman，1974)，是微观个体层面(micro-individual level)社会心理学的分析概念。有研究者将这个概念运用到对社会运动的分析中，并建立了“集体行动框架”概念，将“框架”从个体的“解读程式”重新定义为集体(行动)的“解读包”(interpretative package)(Gamson and Lasch，1983)，即社会运动领袖用来表达诉求、界定问题时所使用的一系列观点、修辞、论述、文本和标记等(Spector and Kitsuse，1977)。通过一定的“框架”，社会运动组织或社会运动领袖赋予客观世界和运动所涉事件或现象以特定意义，并扮演“信息发射体”的角色将其传播与推广，其最终目的在于取得潜在参与者的共鸣，并成功动员他们付诸行动。

　　框架分析与政治机会和动员结构所要解释的问题一致，即人们为何参与社会运动，又如何被动员起来参与社会运动，但与后两种研究路径从结构层面的解释不同，框架分析选择了社会运动中的文化面向。在大多数框架分析中，文化面向是指研究社会运动领袖在动员过程中所使用的符号、语言和身份等文化要素。研究者的关注点在于社会运动文化的内部维度，即社会运动领袖在动员时所表达的规范、信念、标记、身份和故事等文化要素(G. Williams and R. Williams，1995)。正是通过这些文化要素，社会运动领袖向支持者、旁观者和反对者表达怨恨，阐述集体行动背后的理据，并取得采取集体行动的共识(Williams，2004)。

　　研究者从分析动员框架本身的特征总结成功的动员框架所需要素。比如，斯农和班孚德(Snow and Benford，1988)总结了三种类型的框架：“诊断式框架化”(diagnostic framing)明确运动所针对的问题，“预报式框架化”(prognostic framing)明确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动机式框架化”(motivational framing)明确具体的行动动机。他们认为，成功的动员框架需同时具备这三个要素。克莱德蒙斯(Klandermans，1984)区分了“共意动员”(consensus mobilization)与“行动动员”(action mobilization)，认为前者用来达成动员者与动员对象之间的共识，后者在此基础上说服受众参与具体运动。另有一部分研究则热衷于描绘已经证实成功的动员框架的具体类型(Benford，1997：414-415)。

　　主流研究难以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社会运动领袖如何确定他们的动员框架(无论是诊断式、预报式或其他类型)能得到动员对象的共鸣。它们倾向于认为社会运动组织或社会运动领袖可单方面地决定框架内容(Donati，1992)，并总能策略性地塑造成功的动员框架。至于文化如何影响框架化，以及人们如何理解动员框架，他们是否可能对动员框架做完全不同的解读(Steinberg，1996：4-6)，主流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充分。

　　无论是动员者还是被动员者，都是处于更广泛的文化情境之下(d’Anjou and Van Male，1998：208)，作为对现实和具体事件的“解读包”，动员框架必须与现有的文化叙述互相响应才可能实现动员。但文化情境如何影响框架动员?社会运动领袖如何选择和应用文化情境中的特定要素塑造成功的动员框架?

　　对社会运动领袖而言，文化可以是“工具箱”，或者是公共话语的资源库。社会运动领袖基于自己的判断，“策略性”地从文化这个“工具箱”中提取意义工具，工具或资源提取是否合适决定动员的成败(Swidler，1986；William，1995)。社会运动领袖大多代表社会中的边缘群体或弱势群体表达和争取一些非主流和非主导性的要求和价值(d’Anjou，1996)，但在框架化的过程中，他们不能挑战主导性的价值(Harding，1984)。他们应以“自然且熟悉”的语言表达他们的“解读包”(Gamson and Modigliani，1989：5)，这些“解读包”需以现有文化中的主流观念和词汇包装(d’Anjou，1996)才容易为大众接受，并带来更好的动员效果。

　　所以社会运动领袖可能面临这样一种困境，他们表达的可能是非主流，甚至是挑战主流文化的价值，但要实现成功动员，又不得不要用人们普遍熟悉且接受的主流文化方式塑造他们的框架。在香港“反高铁”运动的动员过程中，社会运动领袖和积极分子即是如此。这场运动始于因高铁规划引起的一个农村边缘群体的反拆迁抗争。在运动之初，抗争者要挑战的不仅仅是政府的高铁规划，更包括高铁这个符号所承载的香港人普遍的“经济人”特性。香港的主流政治文化有物质主义、个体主义、家庭功利主义、务实主义和政治消极等特征，着重关注个体及家庭的物质利益，对公共事务和政治参与缺乏兴趣和热情(Lau，1982；Lau and Kuan，1988)。香港人被描述为“企业家个体”，即为了改善自己的收入、地位、工作机遇和生活质量，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建立自己的优势，他们不断追寻资源和新的发展机会(Ku and Pun，2004：2)，这已经发展成为高度市场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下香港政府的主要治理倾向。在这样的文化情境下，象征“经济效益”和“发展主义”的高铁规划得到社会普遍支持，反对者只是一小部分毫不起眼、被完全边缘化了的村民。他们的抗争源自与主流文化价值的冲突，但又需要动员受主流文化价值影响的港人的支持。如何塑造他们的动员框架，并策略性地处理它和运动所处的文化情境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运动领袖和积极分子所面临的重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