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的广场舞，以其奇葩式的音乐与高分贝的音响，使其似乎成为新型的一种必杀器，携带者“中国大妈”，大有超越城管之态势，所到之处所向披靡，众人闻风逃散。美媒还以《中国广场舞大妈正慢慢占领地球》为题，报道中国广场舞大妈进行这种“古怪”的活动受到很多城市居民的敌视。“中国大妈”突然开始跳舞并非只出现在俄罗斯，还出现在巴黎卢浮宫外、纽约市的公园，他们的跳舞活动过于喧闹，引发了噪音投诉。

　　公众由此对于广场舞有了无数的意见，而在广场上发生的所有欢快、矛盾、冲突，都构成了中国与中国人独特的公共空间意识与公共领域现状。

　　缺乏公共空间意识下的冲突

　　从媒体报道来看，现在居民与广场舞大妈的矛盾，和平协商失败之后，已经升级到形式多样了，居民分别采用了双筒猎枪射击、放藏獒、高音炮还击、泼粪等手段，对侵入居住空间的广场舞进行抵制与反抗。

　　这样的矛盾背后，有很多值得说道的地方。首先，广场舞大妈肯定是没有考虑到广场特别是社区附近的广场是一种所有人共享的公共空间，每个人在这个公共空间内，必须要尊重相互之间的感受与权利。同样的，反对广场舞的人，也存在公共空间意识不足，否则就不会用到上面提到的那些过激的办法了。

　　这种公共空间意识的缺失，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官方指定的场域成为主体公共空间，比如会场、广场、礼堂、街道、公园、操场，都成为“公家空间”，而这些公共空间本质上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特别是每个城市的大广场，并不包含市民讨论公共事务或进行政治活动的天然内涵。这就必然会造成人们在公共空间内，缺乏必要的与陌生人共处的能力。开放的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被挤压。虽然改革开放之后，公共空间有了一定拓宽，但很快就被商业浪潮和政治管理夹逼到有限的局部区域，且呈现碎片化趋势，与公众活动大多处于分离状态。

　　当然，公共空间意识缺失，还存在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小细节，大声说话喧哗、随意丢弃垃圾和公交上进食等等，严重的经常造成“公地悲剧”，使得本属于所有人的公共空间成为最容易遭受破坏无人爱护的无主之地。当然，与此同时，人们本应属于自己的公共空间，却很容易被侵害，现在城市小区里面的公共空间，根本就没有明确，往往被开发商霸占或变卖，而居民甚至都不知道那些是属于自己的公共空间，自己有着哪些在这些公共空间上的基本权利。

　　回到广场舞，诚如一些评论所言，广场舞盛行的背后，有着中国集体主义者的影子。不过笔者认为，这种自发式集体行为，并非中国上世纪中叶集体主义的还魂，而是老年人在城市化之后，寻求人与人交流与群聚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而且随着老人社会的来临，如果安顿好老年人的晚年岁月的娱乐与社交，是广场舞应该发挥其巨大作用的。

　　在笔者看来，如何解决好广场舞的问题，其实正是锻炼和培养中国人拥有良好的公共空间意识的好契机。因为这是一个被推到全社会面前需要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必须和平解决，这就是需要不断的协商、谈判、妥协，最后形成解决方案，而这样正是公民训练—公民，就是身处公共空间的民众。公民意识程度较高的地方，这种公共空间意识，相应地就会较高，因为人们有了更多的同理心，更会懂得谈判与妥协。公共空间意识最基本的要求是相互包容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