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以至全球的发展日益将对人的生活及生存状态的考量提到了核心议程，但当代社会发展对生活理论的需要与生活概念的不成熟性之间形成巨大反差，人们往往在未经反思的前提下使用着并不确切和不完整的生活概念，因此“生活是什么”的问题成为待解的重大课题。中国学术的话语权的重要体现是对重大范畴概念的定义能力上。本研究在突破西方研究范式的基础上从生命、活动、社会性三个向度揭示了整体的生活概念的内在规定性，认为生活是由个体所承载的人的特有生命形态的社会性存在、展开、实现形式及意义追寻的行动体系，构成了一切社会事物的本源和本体。文中还在同日常生活、日常性概念的比较中进一步揭示了生活概念的整体结构和特性，论述了生活范畴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石性概念地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学理支持作用以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范式创新意义。

　　关键词：生命 生活 日常生活 日常性 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范畴重释与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研究”（10ASH001）

　　作者简介：王雅林(1941-),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编,从事生活方式、发展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研究。

　　一、生活：一个亟待确立科学范畴地位的基石性概念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日益聚焦在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上，这就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同时，改善人类的生存状态，提升自身的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也是当代全球性普遍的价值追求和发展定位。① 如果说“中国梦”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是相通的话，那么共同点就体现在实现人们过美好生活的愿望上。因此，无论中国还是全球社会，在发展层面越来越离不开对人的整体生活状态的考量与解决，甚至可以说，如果处理不好人的生活问题以及科学地认识生活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功能和地位问题，就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但迄今为止，一个令人纠结的现象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文献、学术文献中，虽然越来越频繁地出现“生活”一词，但“生活”一词却仍属对现象层面的社会现象加以描述的前科学概念，并没有真正取得科学范畴的合法地位。包括在中国的各种学术文献和政治文献中使用的“生活”一词，其内涵往往并不明晰，或主要是在“日常生活”含义上加以使用的。这就在发展实践对理论的需要同生活概念的不成熟性之间形成强烈反差，“生活是什么”的问题并没有真正从学理上解决，留下了巨大的理论空白。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历史场景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国家率先进入“消费社会”发展阶段，“消费社会使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日益成为社会的主要存在领域。人们的在场方式和历史的场景发生了根本变化。日常生活的零散化、碎片化和差异化使整个的历史变成了多样、多元、差异的历史场景。人们更加关注自身的微观存在方式，关注历史事件的微观和多样的实现方式和在场方式，把宏观的历史决定论对于长尺度的规律把握转化为细致的微观结构的深度分析”[1]。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社会学研究发生了向日常生活的转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突显了人类行动者对社会秩序日常建构功能的研究；福柯构建了后结构主义日常生活理论；布希亚围绕日常生活建立了消费社会理论；埃利亚斯构建了由关系链条所支配的日常生活世界理论；布迪厄强调了日常生活实践的前反思前对象的现象学观点；列斐伏尔和德塞托则展开了对日常生活的政治研究，等等[2]75-80。

　　上述理论观点各有不同，但都是基于西方消费社会历史场景的变化而从不同视角对日常生活所做的理论表述，其中包括批判的学术立场。但共同的特点是都强调了日常生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前提性地位和突显了微观与在场方式的研究视角，并试图通过引入对主体实践形式的分析来消解现象和本质、主体和客体、行动和结构二元论的分析框架。与此相联系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西方的社会理论研究中兴起了“反身性”（retlexivity）多维度的研究范式。“‘反身性’对于使社会学理论从‘宏大叙事’（Br and narrative）回归疏远已久的日常生活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有助于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解释，有助于凸显社会学‘走向生活的特质’。”[3] “反身性”的、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诠释学循环”范式的重要理论价值在于把日常活动纳入了对社会的解释框架之中，但这里所涉及的“生活”也仍属于日常生活概念层面。

　　需要指出的是，现行的日常生活概念所涵盖的领域并不是人们真实生活的全部在场领域，不能反映人们生活的完整性和多层次性。在这方面，以卢卡奇为代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在《审美特性》一书中，卢卡奇揭示了日常生活的本体论地位，指出“不论什么人都是从日常生活开始活动的”，但他同时也指出，以直接性、功能性为特征的“日常生活”具有局限性，日常生活有待于通过融入科学、艺术、宗教、伦理等成分而过渡到更高形态，从而创造完整的个人的个性。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只有当人们的生活超越“日常生活”而达到更高形态，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对日常生活做出比较系统论述的是匈牙利著名学者赫勒于1980年出版的专著《日常生活》。该书继承了卢卡奇《审美特性》中社会批判的思想，一方面从研究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入手揭示了日常生活的内涵和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功能，指出“如果个体要再生产出社会，他们就必须再生产出作为个体的自身。我们可以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4]3。另一方面她又提出了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这一对范畴，指出日常生活只是“自在的”对象化领域，可以称之为人类活动的基本领域和“第一领域”，而非日常生活则是“自为的”对象化领域，代表着运用自由意志的领域。“这些成分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为生活提供意义”，“表达了人性在给定时代所达到的自由的程度”[4]113-116。这就明确指出了日常生活概念是具有局限性的概念，并不能覆盖生活的全部意涵和特性，但作者尚未建立起整体的生活概念理论架构。

　　对理解生活概念提供有益借鉴的还有西方学界提出的生活世界理论。“生活世界”一词的提出被社会学家卢曼称为20世纪创造出的最富成果的词语。生活世界理论经历了从胡塞尔先验现象学到舒兹、哈贝马斯的社会学转向。生活世界表述的是，在人们遵循工具合理性的系统生存领域之外，还存在一个传统的情感生活领域。经过社会学转向的生活世界理论揭示了生活世界、人的世界和社会世界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并在意义结构与生存结构层面对生活及生存进行了新的解析和建构。但他们所使用的生活概念仍局限在“日常生活”视域之内。近年来中外一些学者已开始试图从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视角提出一个超越“日常生活”的更广义的生活概念，但也没有形成严整的阐释。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尚处于平移西方理论和概念的境地，在生活概念的界定上往往驻足在西方的理论视域中。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是，一些学者开始对马克思著作中的生活概念做了有益的挖掘和阐述工作，指出“生活”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范畴。②

　　上述情况说明，尽管当代社会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发生了某种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势，但从总体上看，我们的时代对生活概念完整把握的理论需求同概念界定的滞后性和理论供给不足之间形成了一对重要矛盾，因而构成了我们需要破解的重要问题意识。应当说概念界定的滞后性和不成熟性实际是以往社会发展“不成熟性”的重要体现。我们就以“生活”的命运说明这一点。首先，从时代背景上看，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诞生于西方传统工业化时期，但那是“物化”的价值观居统治地位的时代，人的生活受制于资本的逻辑，就连被韦伯称作新教伦理的社会主导价值观，鼓励的也是通过勤劳对财富的积累，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更是强调要把“社会事实当作物来考察”，因而那个时代被马克思称为“物的依赖关系”时代。这种“物化”的时代对应的是古典社会学创立时期，这样就出现了以下状况：那个时期形成的许多社会科学概念，从辞源学上看本来都包含丰富的人文内涵和反映生命活动的含义，③而经过概念化之后这些含义则被抛弃了，所形成的社会学概念具有了“物化”、“硬化”的性质；特别是在物化观弥漫的氛围中，像“生活”这样属于现象学范畴的表述一个个人具体的生命活动的词语，则不在人们的科学概念化视野之内。其次，从社会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自身形成的学术背景上看，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模塑自然科学建立起来的，奉行的是科学主义、客观主义和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二元论的本质主义研究范式，因而具有日常的、零散的、不确定的和偶然的现象表征的生活事物就被排除在追求“本质”的科学殿堂之外，认为生活现象不能提供“超越现象世界的更加真实的世界本质的信息”[5]导论，这反映在社会学的结构主义理论与研究范式之中，就连行为主义所涉及的“日常生活”也是作为分析场景出现的。这就使“生活”一直处于前概念的地位。而在西方进入消费社会发展阶段之后，则更多地把同物质消费相联系的日常生活活动的研究提到了前台，这表现在诸多“后现代”社会理论之中。但是当今全球社会，企望走出消费社会历史场景、另辟人类新途的生活诉求又已出现了。

　　我们把问题拉回到中国现实的社会场景和实践之中。中国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所确立的核心目标是以人为本，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但“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怎样”[6]24，因而我们的社会对人们“怎样生活”的制度安排，就关涉到 “建设一个怎样的社会”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问题。中国目前人均收入已达到中等国家水平，人们的生活诉求日益强烈、生活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与需求层次上升化。在这种情况下，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对人们“怎样生活”的考量具有了极大的迫切性。但如果对“生活”概念不明晰或主要在惯常的“日常生活”层面指导社会，必然会在战略实施和政策指导上陷入某种视域的盲点。因而，建构一个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整体的生活概念，就成为时代课题和重要的理论创新任务，这正是我们提出构建科学的整体的生活概念的问题意识、学术自觉和出发点。

　　我们特别强调，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高度的主体意识，进行创造性、开拓性的研究，做到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所说的，创造中国发展实践所需要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从全球的视野看，中国学术的话语权的重要体现应是对重大范畴概念的定义能力上。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对生活概念的界定置于“发展”的宏阔场景之中，是在“解释原则”和“元概念”层面所做的探究，因而我们选择的是超越具体学科的社会理论研究视角。我们认为这种在宏观层面进行的理论探讨和概念界定十分重要，否则会导致具体的研究其行不远和缺少真知灼见。而我们所做的“解释原则”和“元概念”的构建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实践为经验基础和为之提供经验提供解释，并试图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