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与此同时，西方学界同仁同样对经济特区抱有高度的兴趣。实际上，从经济特区建立开始，西方学界就开始了对经济特区的学术研究。英美等西方国家作为海外中国学术研究的重镇，对于我国经济特区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其中不乏深刻和有见地的分析，因此有必要系统地对西方学者有关经济特区的研究历程和主要内容做一番系统的梳理归纳，以期达到与国内学界的学术交流目的。

　　研究概况

　　按照西方学者研究重点演变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的历史进程，本文将英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特区的研究大体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1984年），这是英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特区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西方学者的研究文献数量不多，而且内容的广度和深度略显不足。这一时期研究成果比较重要的有：美国学者乔治·菲廷的《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出口加工区》，乔治·菲廷在该文中通过分析出口加工区对台湾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影响来间接地评估经济特区对于中国的影响，其中主要谈到了中国的经济特区在起始阶段所遇到的问题。

　　第二阶段（1985～1991年），这是英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特区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西方学界的许多著名学者诸如美国学者傅高义、美国学者哈里·哈丁、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古德曼等都开始关注中国的经济特区研究。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研究中国经济特区的专著达到20余本、博士学位论文近20篇、学术论文上百篇。西方学者关注的中心是深圳特区，同时还兼有其他几个经济特区。在这一阶段，英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特区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研究成果大都具有较高的理论高度和学术深度。这一时期研究成果中的代表性著作包括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的《广东改革：中国大陆跨出的第一步》与美国威廉姆斯学院政治学教授乔治·克兰的《中国经济特区的政治经济》两本著作。

　　傅高义的《广东改革：中国大陆跨出的第一步》一书是西方学界有关经济特区的研究成果中第一本较有影响的美国学术著作。傅高义将中国改革开放的源头追溯到1956～1957年，他着重探讨了新设立的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和珠海的迅速发展。另外，傅高义在著作中还论及了成立经济特区以前的海南岛，分析了广东经济改革的内部因素、外部环境与改革的动力所在，专门开辟专章分别介绍了当时广东存在的“党政创业者”、“企业创业者”、“个体创业者”三类创业者的个案。在傅高义看来，当时的广东正好处在“从细胞性社会到商品社会”的转型期，傅高义针对改革开放可能遇到的一系列难题与困境，真诚地向改革开放中的广东提出了有关未来发展的中肯建议，颇具启示和借鉴意义。

　　乔治·克兰的《中国经济特区的政治经济》一书在当时的西方学术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乔治·克兰在该书中主要借用了政治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的经济特区。他指出，中国经济特区问题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只有通过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长期的结构变革才有可能为更成功的经济特区的发展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乔治·克兰对经济特区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下列建议：首先，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所需要的是整个官僚机构的更多的非个人主义和专家主义。其次，结构改革本身可能妨碍经济特区的成功。因此，为了从根本上使得中国的经济特区发展得更好，中国的经济特区的支持者们必须愿意并且在政治上能够容忍在结构改革深化和成熟以前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和收益之间的持续的不平衡。乔治·克兰深刻地指出，尽管中国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有可能付出的代价会非常高昂，但是也许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才能够让中国的经济特区培养出一种能够有助于使国家总体上保持活跃的经济活力。

　　第三阶段（1992年至今），这一时期正好是英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特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阶段。尽管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看，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发表的有关中国经济特区的研究文献比上一个阶段而言要略微少一些，但无论是研究成果的内容还是质量，这一时期西方学界有关中国经济特区的研究水平的高度和深度都要大大超过前两个研究阶段。在这一阶段，西方学者所涉及的研究内容也要更为广泛，涌现出一大批跨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中国浦东新区逐步成为了西方学者研究的热点。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有华人学者葛伟的《经济特区与中国经济转轨》，该书是第一本全面研究经济特区的专著，它首次把经济特区放到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中去考察，认为中国政府创造性地、主动地把经济特区用来作为实现中国经济全面转型的政策手段，这对于中国的经济自由化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研究的主要内容

　　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特区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特区成立的历史背景

　　西方学者大多将中国经济特区成立的背景放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中去加以宏观地考察，比如葛伟就分别从“发展战略和部门关系”、“积累和消费”、“经济增长和效率”、“经济独立和资源利用”等方面全面评价了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经济状况。葛伟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是优先集中发展重工业，这一发展战略毫无疑问已经造成了轻工业相对迟缓的增长、农业基础薄弱、交通运输发展滞后的“结构性不平衡”，而且这一发展战略也没有能够普遍地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些不利的后果可能是这种发展战略存在的最大缺点。通过进行历史的纵向梳理，葛伟较为深刻地回答了在改革开放以后建立经济特区所具有的深刻的社会历史基础。

　　（二）设立经济特区的原因

　　相当一部分的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设立经济特区是为了吸引外资，赚取外汇，获取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技巧，促进祖国统一，充当改革开放的实验室。比如美国著名学者哈里·哈丁就注意到，虽然中国建立经济特区的目的“和韩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加工区相似”，但中国的经济特区有“额外的责任”。哈里·哈丁认为，中国的经济特区是“桥梁”，通过香港和澳门把中国和世界连接起来；中国的经济特区是“实验室”，新的管理技能和经济政策在得到中国其他地方采纳之前能在这里得到试验；中国的经济特区是“过滤器”，能筛选出那些外国技术和文化中被认为不符合中国需要的方面；中国的经济特区是“润滑剂”，能推动中国的统一进程。哈里·哈丁强调，中国的经济特区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在比大多数出口加工区更广泛的行业里作为引进、研究和吸收技术的机制。经济特区是服务业、农业加工、旅游业以及制造业的中心，这些地区被设计来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吸收先进的技术。

　　关于最初的四个经济特区选在广东、福建的原因，大多数西方学者都谈到，最早的四个特区设在广东、福建具有以下几个优点：第一，便于吸引海外华人投资。第二，毗邻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台湾地区，有利于祖国统一。第三，基于政治上的考虑，散布于沿海，便于隔离资本主义的不利影响；都不是主要经济中心，即使失败，对全国影响也不大。第四，都是相对贫穷和不发达的地区，能够从无到有地创建一个全新的经济体制。

　　（三）经济特区的性质

　　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经济特区性质方面的看法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认为中国的经济特区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持这种观点的有刘海山等。第二，认为中国的经济特区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是社会主义国家约束下的资本主义区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混合经济”，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吴卫平、张大伟等。第三，认为中国的经济特区在性质上是社会主义的，绝大多数西方学者都持这一看法。

　　（四）经济特区的特点

　　尽管相当多的西方学者都注意到“经济特区不是中国的发明”，中国的经济特区借鉴了亚洲出口加工区的经验，因此，中国的经济特区和亚洲出口加工区存在一些共同点。但是，这些西方学者同时强调，中国的经济特区又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第一，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出口加工区已经发展成为自由市场经济，而“中国有自己的社会主义形式和中央控制”。第二，目标不同。中国的经济特区最重要的目标是吸引外资、通过出口获得外汇、鼓励技术转让。第三，中国的经济特区的范围要比出口加工区更为广泛。中国的经济特区还包括农业、旅游业、商业、服务业、房地产业、科学和教育等广泛领域。第四，中国的经济特区比其他所有出口加工区的规模都要大得多。正是基于以上几点，这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特区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出口加工区，而是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增长中心”。

　　（五）经济特区的发展战略

　　一些西方学者将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战略称为“不均衡发展的战略”，他们认为，单独地看，中国的经济特区可能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和地区差异，但这也许是避免糟糕的平衡陷阱的必要代价。

　　（六）经济特区的影响

　　许多西方学者在谈到经济特区的影响时，大都是将这种影响放置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来进行观察和评论。一位华人学者谈到了经济特区与邓小平的两个革命性目标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即保持中国对外开放和使中国经济获得新生。中国的经济特区具有四个长期的优点：保证外资及其利润的安全，重新获得外国资本的保证，技术和资本流入的门户，加速现代化的媒介。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古德曼谈到，中国的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政策的“空间表达”，在很多方面，中国经济特区的设计和变化的命运既受到改革开放政策的强烈影响，又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一位法国学者也认为，中国的经济特区作为国家的经济结构改革的催化剂，已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同样，它在中国的发展战略上拥有一个持久的地位。经济特区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浓缩版本。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在经济特区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了一个独特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在性质上和数量上都不同于其他任何发展模式。因此，中国经济特区的试验都可能在世界体系和全球化进程中发挥巨大的影响。

　　（七）经济特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西方学者非常重视研究经济特区所存在的问题，他们所关注的范围从早期关注经济特区建立初期的投资和进出口比例到后期更多地关注经济特区的贫富差距和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许多西方学者指出，经济特区对于中国的真正的成本可能已经不是花在深圳和珠海的昂贵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上，而是在经济特区里新的试验可能造成的不断增加的社会和经济差异。如果在经济结构重新调整之前，这些差异就扩散到全国，这极有可能产生反作用来反对这种试验的继续。基于此，著名学者傅高义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政企必须分家、党政必须分家，企业不能受到政治力量的影响，而是要依照市场的法则来运作，才有可能找到出路。”中国需要“建立一个现实主义的时间架构；解除价格管制与减少垄断；完善市场规章条例；减少国家雇员对服务单位的依赖；资讯公开，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进一步适应世界市场；增加对落后地区的投资，避免贫富分化；重组教育经费；维持地方互助网络；重新定义中国共产党的角色；控制干部的贪污腐化；建立新的文化道德”。

　　（八）经济特区的经验和启示

　　关于中国经济特区的经验和启示也是众多西方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葛伟从中国经济特区的经验中归纳出一个经济特区的成功需要满足如下一些条件：第一，经济特区应该在相当短的时期内能够做到独立运行，中国的经验表明经济特区的最初建设阶段大约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第二，经济特区的发展不应该过多地依赖其他地区的经济资源。第三，中国的经验表明，将经济特区的经济结构定位为综合的、外向型的结构非常好。这种定位能够增强经济特区作为其他地区的榜样示范作用。第四，经济特区一旦开始大规模扩张，经济特区应该能够通过不断的结构性调整和升级来表明它保持经济增长的能力。第五，经济特区正确的经济政策和有意义的规章制度是最为重要的，这一点在市场机制缺乏或不完善的环境中尤为关键。第六，经济特区不应该与其他地区隔离开来。第七，经济特区在决策上需要享有高度的自由，这样可以保证经济特区不受限制地尝试大规模的改革和开放试验。第八，设立经济特区实质是一种区域不平衡的发展战略。经济特区和其他地区之间在经济收入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差异也许会引起人们的忧虑，但是这种收入分配政策不能成为阻碍经济特区经济发展的理由。因为伴随着收入再分配的增长，它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很好的。

　　葛伟指出，中国的经济特区对于促进中国经济转型的启示是：经济转型和自由化不能断然完成。合适的政策对于最小化实现转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成本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国家最好采取渐进的方法，避免大规模的革命性变革。首要的事情是在较小范围内探索各种可供选择的办法，以此来避免在全国范围内可能引起的不确定和政策震动，这些正是中国经济特区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