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符号是人类用自然色彩来指代人类社会中各种事物和现象而形成的社会文化产物。自然色彩的符号化在社会文化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色彩审美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色彩符号的审美意识，并受到与情感、道德、商品乃至信仰、政治等相关的多重社会属性的制约和影响，其中政治属性作为可以支配和制约其他属性的核心属性，在色彩审美意识的形成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们对色彩的感觉与长期处在五彩缤纷的世界里所积累的视觉经验有关。随着社会文化记忆的累积，人们将色彩与越来越多的物质和文化现象联系起来，色彩情感体验会因此变得日益复杂。在古代社会，服饰的设色原则往往蕴涵着“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的情感需要，充分体现了礼缘人情的本质。《礼记·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纯以绘。具父母，衣纯以青。如孤子，衣纯以素。”

　　道德性是中国古代色彩符号的重要属性，有正色与间色之分，要求五色与五常匹配，即青色与“仁”相配，赤色与“礼”相配，黄色与“信”相配，白色与“义”相配，黑色与“智”相配。色彩符号具有神秘性，这是因为色彩符号的象征意义首先是建立在对其象征物的原始崇拜的基础上。色彩符号的神秘属性决定了色彩符号具有沟通神人的功能。古人相信在祭祀场地布置上运用特定的色彩符号，可以营造神界般的氛围，以接引天上神明的下降，比如汉朝人相信紫色是至上神北极星神所居住的天宫之色，因此郊祀天地时所设的神坛以及帷幄亦为紫色，以“求降神之路也”。色彩符号的神秘属性还赋予其寓意吉凶的功能。古人常常将自然界的色彩现象与人事联系起来，赋予其吉凶寓意和预言功能。

　　政治性是中国古代色彩符号的核心属性。在古代中国，色彩符号的情感性、道德性、神秘性、商品性往往无法同政治性完全割裂开来。

　　首先，色彩的情感性原本主要体现在礼俗方面，不过随着礼法合一的发展趋势，许多礼俗被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色彩符号的情感性也开始向政治性演化。作为以礼入法的典范，唐朝律法规定居父母之丧者在规定丧期（二十七个月）内脱下丧服，换上常服，就会被治以“十恶”之中“不孝”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