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新时代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压茬拓展，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长江经济带承载着全国百分之四十的人口，同样面临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尤其是生态及民生领域还有很多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进一步阐述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就提高人民的美好生活水平。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就是新时代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具体实践，是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创新性举措。

　　“共抓大保护”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注入了可持续内涵

　　由于多阶段、多领域、多类型环境问题长期累积叠加和复合影响，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等地区的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问题突出，城镇和农村集中居住区水体黑臭现象普遍存在，人民对新鲜空气、清洁水、良好环境质量的需要难以得到完全满足。生态产品同农产品、工业品和服务产品一样，都是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的，必须寻找一条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相互之间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打破了简单把发展与保护对立起来的思维束缚，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注入了可持续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为可持续发展留足空间，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家园”。共抓长江大保护，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注重运用“留白”理念。

　　通过制度来保障生态“留白”。“没有环境保护的繁荣是推迟执行的灾难”，必须始终强化生态红线的底线思维，将各类经济社会活动限定在红线管控范围以内。而加强立法才能为长江流域及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建立硬约束，为生态红线提供法治保障，国际上比较成功的流域综合治理案例都十分重视相关的立法工作。加快制定《长江法》，形成统筹整个经济带的水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开发管理等各个方面有法可依的综合性法律框架，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把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

　　通过城市群发展来引导生态“留白”。深化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加快推进人口和产业进一步向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黔中、滇中等城市群集聚，更好保护山水林田园等多元自然开敞空间，有效分隔城镇，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城市“垃圾围城”“雾霾爆表”等问题，需要合理设定超大和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增长边界，更加注重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通过扶贫攻坚来促进生态“留白”。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四省藏区等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生态区位十分重要，但生态环境非常脆弱，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矛盾突出，脱贫难度越来越大。应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两山论”重要思想，持续推进生态移民，特色化、品牌化发展生态健康产品和服务，在增加生态存量的同时，减少人口生态消费和人口生态赤字，从根本上摆脱贫困，促进区域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