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9月3日，当代美国最重要的诗人约翰·阿什伯利在纽约家中去世。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2016年第6期曾刊载一篇约翰·阿什伯利的诗摘，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此篇旧文。

　　提及约翰·阿什伯利，就不得不提到诗歌界的一个流派：“纽约诗派”（New York School）。由约翰·伯纳德·迈耶斯（John Bernard Myers，1920-1987）在1961年提出。他原意是想借这一称谓来推销他所经营的艺术品。这个称谓自提出以后，学术界一直就存在着争议。 在赞同这一称谓的学者看来，“纽约诗派” 中的诗人主要包括约翰·阿什伯利（John Ashbery，1927-2017 ）、芭芭拉·盖斯特（Barbara Guest, 1920-2006）, 肯尼斯·克什（Kenneth Koch, 1925-2002）、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1926-1966）等。其中，约翰·阿什伯利是该派最主要的诗人之一。

　　阿什伯利于1927年7月28日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的罗切斯特。他一生著有二十多部诗集，几乎获得了美国所有诗歌奖项，如诗集《凸面镜子中的自我画像》（Self-Portrait in a Convex Mirror, 1975）在1976年同时荣获了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以及国家图书批评界奖。2005年出版的诗集《我将在何处游荡》（Where Shall I Wander，2005）再次获得国家图书奖。阿什伯利晚年笔耕不辍，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还出版了八部诗集和两部诗歌选集，可谓美国诗歌界的“不老松”。美国耶鲁大学朗顿·海默教授曾这样评价他，近五十年来，没有一位诗人能够像约翰·阿什伯利那样在美国诗歌界声誉显赫；没有一位美国诗人像他那样词汇丰富且变化多样。惠特曼做不到，庞德也不行。

　　为纪念这位现当代诗人，今天我们特意选择了约翰·阿什伯利的四首诗分享给大家：阿什伯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出版的诗集《河流与山川》（Rivers and Mountains，1966）中的前四首。这本诗集不但在阿什伯利的个人创作历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就是对整个“纽约诗派”而言，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是“纽约诗派”最活跃和高涨时期，出版于这一文化时段的诗集，自然能把处于社会大变革中的诗人们思想困惑和艺术追求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以往人们有一个观念，认为先锋诗歌都是离着现实较远的。先锋诗歌是思想的先锋和艺术的先锋没错，但这绝非意味着诗人们都是生活在象牙塔中，相反他们一直都是从现实中寻找“诗意”，只不过这种诗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意，而是一种与现实形成对抗的审美关系。换句话说，先锋诗人批判、反抗社会的力度是其他诗歌流派难以比拟的，只不过由于他们所使用的艺术手法是反文化、反审美的手法，故而使一般读者难以进入到他们那复杂、深邃的世界中去。

　　阿什伯利的这四首诗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遥相呼应。我们知道，美国的六十年代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人们开始反对集权、反战争、反现行文化，奉行自我发展的价值观念。巧合的是，阿什伯利收在《河流与山川》一书中的第二首诗，就是一首与“暗杀”“监狱”“战争”“遭遇谋杀的总统”有关的诗。如果说这是一首表达了某种反战情绪的诗，那么接下来的三首诗就是对所谓城市文明的厌倦与不满。诗人试图摆脱这个文明之壳对“人”的束缚，但越是摆脱被捆绑得就越紧，于是诗人只好：“我早已吞咽下这毒药/只能凝视我远处的生活。”诗歌的张力就在这两种情绪的对立中诞生。

　　或许有人会说阿什伯利的诗不好懂：诗中意象迭出，别致但却混乱，由此构成的表意链错愕且不连贯，脉络也含混不清；再加上交错出现的时空和不合规范的遣词造句，更给阅读和理解带来了困难。不过，细心的读者会从这些混乱中感悟出时代的纷扰和混乱给诗人带来的焦虑和不安，让我们在阅读中感受到诗人那种既活跃又不定的情绪。其实，诗人正是以这种“上下求索”，甚或“乱砍乱伐”的笔触，劈开了一条条虽不清晰但却肯定是崭新的路径，为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充当了“开路先锋”，竖起了一个个探索前行的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