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7年《新青年》杂志刊出胡适的8首白话诗算起，中国现代新诗到今年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百年来新诗的历史怎样梳理又怎样评价，在创作手法、思想内涵和传播接受上有哪些成败得失？这是我们绕不过去的百年之问。在此刊发诗评家陈仲义一文，分享他从诗歌接受与评价角度展开的思考，欢迎继续来稿参与讨论。

　　——编 者

　　中国新诗走过的一百年里，质疑之声似乎从未断过。其中，有上世纪20年代于赓虞的挑剔，“自所谓新诗运动以来，我们尚未看到较完整的诗篇”。有30年代鲁迅的低看，“新诗直到现在，还是在交倒楣运”。新中国成立之初，有冯雪峰的不满，“现在新诗的各种各样的形式是都还不能满意的……太不像话的作品是相当多的”。即便是新诗创作取得不小成绩的上世纪90年代，尚流传肖鹰的文化悲观论，“诗歌本身的失败正以不可抵抗的速度到来”。老诗人郑敏甚至从源头上对新诗做了否定：20世纪之所以没能出现李白、杜甫，原因是“五四”时期引入了西方文化的末流，割断传统，使得白话诗万劫不复。及至新世纪，时不时还会冒出韩寒式的恶言相加，“现代诗这种体裁是没有意义的”。更有文化大家季羡林重磅裁决，“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

　　如此说来，这真是一部让人沮丧的百年新诗史。但是且慢，持不同意见者也大有人在。诗人于坚就坚持认为，“中国20世纪的所有的文学样式，小说、散文、戏剧等等，成就最高的是新诗，被误解最多的是新诗，被忽略最多的也是新诗， 这正是伟大的迹象”。还包括以德国汉学家顾彬为代表的“高抬高举”：中国新诗的当代成就胜于小说。是否成就最高另当别论，高下辨析并不是这篇文章的目的，我所看重的是，为何新诗会有如此之多被误解、被忽略或者被过度强调的地方，以至于成为文化接受领域里一个神秘“百慕大”？

　　从接受学的角度来看，新诗无论存在多少弱项，它都已经出落成一个独立的文艺品类，其价值不可低估。新诗承担着文言诗的“转型”使命，因为有了新诗，我们才有了一种能够适配现代中国人思维、生活和言说的高级精神载体，表达现代中国的世道人心；新诗以一种微妙、细腻而复杂的方式，把现代汉语的诗性提升到一个新界面；新诗建立了一套思、说、写趋于统一的言说语系，在存在感、个体经验、细节感受、求真意志、自由灵性、陌生化诗意诸方面都有突破，特别是晚近时段，新诗朝向更具现代活力的方向开掘。

　　既然如此，为何至今现代新诗的地位还难以“定于一尊”呢？这恐怕要从评价和定位新诗的三个参照尺度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