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流派的演变、评价，是一个极富意味的文学现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似乎还没有任何一个文学流派像“山药蛋派”一样，实绩如此之显著，影响如此之持久。从“山药蛋派”形成到今天，已经有60余年的历史了，现在，这个流派是否还存在？它对后来的山西文学乃至全国文学有哪些影响？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个流派？可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学话题。

　　对“山药蛋派”，山西文学界与国内文坛的看法迥然有别。山西作家聚在一起，谈到自己的前辈“山药蛋派”作家及其作品，心里都会涌上一种自豪、敬重乃至羡慕之情。在谈到“山药蛋派”与山西新时期之后文学的关系，则大抵是这样一种看法：“山药蛋派”的文学精神深刻地影响着山西后来的文学，而且这种影响还会继续绵延下去；但今天的山西文学已进入一个多元化、个性化时期，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山药蛋派”截然不同了。可以说以“土”著称的山西文学，现在也洋气、洒脱、多样起来了。从题材上讲，已大大突破了过去较为单一的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城市题材、历史题材乃至环保、科幻题材等也纷纷活跃起来；从表现方法、手法上讲，已从传统的现实主义走向了开放的现实主义，借鉴和容纳现代表现方法和技巧，已成为山西作家的“家常便饭”。山西甚至有了一些很超前的先锋派作家。从小说模式上讲，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旨的社会型小说依然在山西文学中占很大比重，以思想和艺术探索为追求的探索型小说在全国文坛上也有了一席之地，以社会热点和大众文化为倾向的流行小说也渐渐兴盛起来，三种类型小说的同时并进，构成了山西文学的瑰丽景观。过去那种众多作家聚集在一面旗帜下写作的现象已不复存在，每位作家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和个性，山西文学从共性化时期进入了个性化时期。“山药蛋派”文学的现实关怀、使命意识、地域文化等诸多特征，尽管在新时期之后的山西文学中依然存在，但它已很难统摄和贯穿整个山西文学了，用“山药蛋派”这一概念概括今天的山西文学显然已经不大可能。新时期以来的山西文学确实是以它新的面貌、新的个性展现于全国文坛的。如果把当今的山西文学都硬塞到“山药蛋派”这只“菜篮子”里，那显然是不恰当、不科学的。

　　然而，外省、全国的文学编辑、评论家们，却往往把现在的山西文学同“山药蛋派”混为一谈，认为山西文学等于“山药蛋派”，或者近似于“山药蛋派”。有例为证：其一，1995年，笔者应《文学报》编辑之约，写了一篇关于山西四代作家同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文章，题目为《源远流长》，着重阐述了几代作家身上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以及山西小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变革与发展。但文章发表后，题目却改为《“山药蛋派”后继有人》，编辑的这一改动，我觉得与我的写作初衷是不大一致的，他们把当时的山西小说同“山药蛋派”烩入一锅了。其二，1996年第7期《上海文学》，以首篇位置推出了山西作家王祥夫的中篇小说《雇工歌谣》，编者加了一篇颇有分量的“卷首语”，题目赫然——《又见“山药蛋”，尚“能”不尚“新”》，编者说：“王祥夫的小说中流贯着知识化的农民意绪，在这样一种美学眼光里，让我们又一次领略了赵树理所开创的‘山药蛋派’非常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山西文学界看来，王祥夫在同代的作家中，他的作品是最少“山药蛋派”特色的，但《上海文学》的编辑却从他的小说中“领略”了“‘山药蛋派’非常独特的艺术魅力”。对此，王祥夫认为：“我在山西众多作家里是一个异数，起码我认为自己不是‘山药蛋派’，既无师承，又无脾性上的爱好。不过，人家硬派个‘山药蛋’给你，你也没办法。”其三，2011年笔者写了一篇论述山西新锐作家群创作的文章，题目是《山西短篇小说的新风景》，但在《文艺报》发表出来后，编者把题目又改成了《“山药蛋派”后继有人》。一说到山西小说，就会想到“山药蛋派”，就要努力归到这个“派”里去，在一篇并不具有很多“山药蛋派”特色的小说中，却可以读出浓郁的“山药蛋”味，由此可见“山药蛋派”文学的深广影响了。但究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呢，还是“局外人”误读了山西文学？我以为在“局外人”对山西文学的看法中，还有很多误读，他们并不了解现在山西文学的内在变化和整体状态。同时在这种看法中，也有着深切的期待，他们期望山西文学能保持那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局外人”的看法自然是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