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里下河文学研究的深入，迫切需要引入新的视角，拓宽新的领域，比如城市文学视角。事实上，里下河文学可以说一直是亦城亦乡的。从城乡的双重表达去看里下河文学，不但贴合里下河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而且对纠偏文学界对里下河文学的习惯性思维有很大的作用。因为至少说，在此前有关里下河文学的讨论中，绝大多数的视角都将它定位于乡土文学，很少顾及到这个流派中的城市表达，而事实上，遍布于里下河文学的各种文体，城市书写都是其中重要的元素，具体到里下河文学的创作个体也是如此，从老一代的汪曾祺，进而到毕飞宇、鲁敏、刘仁前、罗望子、朱辉、王大进、庞余亮、顾坚、刘春龙等等，他们的写作可以说都是这种双线写作和双重写作。以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而言就相当典型，它呈现出由乡到城的写作序列。《香河》可以说是以乡村作为表现主体，它的故事基本上都是在传统的乡村地理上展开的，到了《浮城》故事背景就拓宽到了小县城，而第三部《残月》按中国的行政区划级别，其故事背景已经到了地级市。其他作家也大抵如此，而且按照现在的总体创作趋势，里下河文学的城市书写比例将进一步提高。

　　这就涉及到对里下河这一地理与文化空间的理解。学界之所以谈到里下河文学就将其先入为主地定性为乡土文学，就是因为对苏中这一特殊的地域的文化定性，因为不管是自然地理，还是文化想象，苏中这一块亦农亦渔的土地一直被作为农业文明的典型，其实，至少对于里下河而言，从其文明的形成历程来看，始终被许多大型的“镇”所引领。这就涉及到对中国农业文明的理解，对中国乡村文明的理解，特别是对中西城市的理解。之所以将里下河视为典型的中国农村，并顺理成章地将里下河文学视为乡土文学，在根本上就是以西方的城市观念来看待中国的城市，以现在的城市文学，来区分中国的城乡文学，这样，像里下河这样的地方，至少说在传统上就被认为是没有城市的，而以其作为表现对象的文学当然就只能是乡土文学。

　　其实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中国的城市是有历史的，有她的前世今生。城市作为一个特殊的地方，首先就在她的历史。这种历史一方面是它与乡村的联系，一方面则是它自身的传统以及这一传统与乡村的同构关系，这是中国城市的中国经验。中西方的城市是不同的。西方的城市经过中世纪后的重建，使古典文化浓缩在博物院之中。中世纪的西欧封建的农业社会以封建领主的庄园形式存在，而工商业则归工商业者所有，它和城市结为一体，作为前者的对立面而存在。工商业者在自己的经济发展中壮大了声势，政治力量同步增长，终于取得了城市自治权。随着近现代的工业革命，西方城市以资本的形式向农村渗透，并最终以城市化的方式取代了农村。于是，城市文化在西欧是独立发展起来并以自己的实力战胜了乡村文化，它以取消的方式实现了两者的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