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任何国家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都会有交流、撞击和激荡，肯定不是单一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所固守的防线，尤其是现在，每个个体、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面临着通过竞争去求生存、求发展的冲击和挑战。因此，不论如何，作为一名有责任意识的文学家，都应当正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选择、融合、改制和重塑，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面对文化思想、社会思想与写作实践之间的对峙和渗透，而不应让对于国家的怀疑，成为文学创作中理解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前提和渠道，这点对于当下中国作家应该是一种必然的态度和必要的心智要素。

　　一般而言，文学写作或者文学批评中的问题意识，不单单是一种怀疑意识，而更应该是一种建设意识。问题意识的目的常常在于建设，而怀疑论者的实际效果常常是破坏。怀疑论者不同于问题意识者，两者比较的话，前者是因为社会阅历不够，对于国家和生活的理解不够，后者是在对国家失去信心的基础上对于国家产生的怀疑。文学家必须主动地去了解生活熟悉生活，主动去打破新的象牙塔，走进人们的生活之中，才能使文学写作更好的实现有效性的目的。作为一个合格的作家，既要看到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有合理的一面，更要看到凡是现实的东西不一定都符合自己理想的一面，否则，很难写出优秀的作品来，这点也是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明确的。

　　我们知道，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历史和实践这两个方面看，确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的主导地位，大力弘扬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无疑是必须的，也是每个写作者首先要明确的，因为作为文学家的天才或者作为天才的文学家，都脱离不开这个国家的塑造，正如鲁迅在1924年《未有天才之前》中所写的：“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山荒野里的怪物，是有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想看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不但是如此，作家创作的素材，灵感，方向都来自于他所处的国家，来自他周围的民众和生活。但是艺术家是如何对待这些的呢？就像前面所说的，对于国家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总拿心中设想的乌托邦一样的景象作为对比的背景，他就很容易否定国家的一切，他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怀疑论者，对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是假的，真相似乎只在自己的想象和猜想之中，对于民众的生活也毫不关心，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现在也是到打破他们构建的新的写作个体主义固态化的时候了。

　　在这点上，我们可以回溯一下，就会理解《讲话》为什么会成为我们国家文学的精神了。众所周知，抗战文艺运动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是国家文学的重要事件，无疑是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举行和毛泽东《讲话》的发表。《讲话》以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为全篇的中心思想，目的在求得文艺对革命的有力配合。《讲话》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解放区文学和新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讲话》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