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文学身份作出阶段性认定，青年林森是一位诗人小说家。他所奉献的作品，带给人某种前知识、前经验、前宗教的直觉，是由于他的出生、生长、生活环境乃是城市化建设较晚的中国海南。通读林森已出版的六部作品《海岛的忧郁》（诗集）、《小镇》（中短篇小说集）、《海风今岁寒》（短篇小说集）、《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短篇小说集）、《暖若春风》（长篇小说）、《关关雎鸠》（长篇小说），其间，使我不断想起西方哲学史的两位集大成意义上的承前启后者。第一位是普罗提诺，第二位是海德格尔。林森在他作品中所呈现的精神格局、类人与海岛的命运、风暴结构、旋持的语言意识，皆深刻地渗透着对未成知识、未成经验、未成宗教前的生命原始丰饶的发掘和建基，流射着混沌状态中普罗提诺的上帝和寂静中海德格尔的存在。也由此，构成了仅仅属于林森的独特知识、海洋经验、个人宗教。

　　被旋持的诗语

　　在林森尚未写作小说之前，他的主要作品是诗。他的诗写，建基性地为他写作小说提供语音、语义源泉，使诗性言说成为他整个写作的旋持。被旋持，意即有一个深在的他者操控着语言的机密，给林森诗歌以抒情的光驱：叙事。从诗集《海岛的忧郁》中，我们能够获得他的这一写作秘密。或者可以说，叙事性诗歌为他浩瀚的小说语汇建立内核结构。诗的抒情和诗的叙事允许类同意象扣连在两个方向上作不可察觉的转移，使得诗歌形式与心理结构之间进行往来互通。林森的诗语便在此二者的间隙中展开旋持。其《在雨中找一匹马》《暴雨将至》《在海上》《一具棺材抬过小镇》《天涯》等诗，皆使诗歌结构和创作心理结构缩小为一个持存的谜语：林森的叙事，即是林森的抒情。这种特殊范例成就了他的诗学本质。它不是某种抽象形态，而是我们东方文化中能够寻觅到的历史根基。林森在诗歌写作内驱力伦理方面继承的就是苏轼散文化表达的叙事抒情机制。当我们细读《海岛的忧郁》中大多数诗篇时，诗心敏锐者便可觉悟到闪现在其中的这无穷无尽的神秘联系。

　　在林森诗中，与古典诗语传承相互生成的乃是具体的作为天文地理的台风诗语。由此，传统人文的抒情与叙事转变为更大尺度的天文现象和秩序，仿佛语词在深邃蔚蓝海风中无尽闪辞，显身着神秘的旋持性。没有哪个人让台风吹起来，必定是哪个神让台风旋持起来。“台风吹着每副石棺/台风吹过每家庭院”（《石棺》）“有些祖先高居庙堂/有些祖先遗弃荒野”（《村庙》）台风的外部动态成为林森诗语的基本形态。因此，他的诗歌肉身也是台风的肉身，他的诗歌精神即是通过被旋持的台风来建构：也即对他血肉之身的旋持。他的意象和台风之间的交叠，通过沉默、呐喊和呼吸节奏的联通，而达成基于语词的标记而非词汇的罗列所创造的诗歌躯体。林森诗所特有的这种标记性叙事，成为他写作小说的结构秘密。他在诗中设置意象与词、他者与事物、风与风吹的对象，与他在小说中设置人与事、人与物、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如那存在于历史时间中的旋持者和存在于地理空间中的旋持者合体共谋出的风暴形式。而构成这种旋持的外在性力量，正是风暴。

　　东方风暴

　　西方如是说：“我们必须等待降临整个语言”。东方如是说：“我们必须彻底犁耕整个语言”。这便是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在面对语言时的本质差异。

　　林森的小说作品在内质上与西方海洋作品不同，属于以东方农耕文明为背景、在东方海洋的生存环境下写作而成。他的长篇小说《关关雎鸠》写的是海南岛内部的老潘和黑手义的家族三代人的悲欢离合，他的长篇小说《暖若春风》是海南岛和台湾岛之间所发生的人的离去与归来的纠缠。在《关关雎鸠》中，以闹军破、南风云、酬晏会、弄手花、喜盈门的海南民间群体祭祀方式结构全篇，他所要阐述的伦理关系属于东方儒家影响下民间小镇的人伦关系、人神关系，却与斯宾诺莎（无神论）、列维纳斯（有神论）所阐述的西方思想人伦关系、人神关系有微妙相似之处。在《关关雎鸠》的结尾，争斗了三代的人们最终还是听到了，他们听道：“那声音翻山越海穿透辰光，淹没了所有方向尽失的癫狂，淹没了所有人声喧闹的癫狂，也淹没了所有独自面对无边夜色的癫狂。那声音在南渡江水面上光泽温婉，终于漾上江岸边的小镇，把一切喧嚣带走，把缓缓涌动留下。”东方风暴尽管是窝里斗，但所有的癫狂都要平息，最终归于平静，却把缓缓涌动留下。在林森作品中，海是镜面，观望着人如海啸的内斗与外损，这是人的性格与海的性格相互砥砺的东方风暴。构成这种情势的内在爆破力是林森一直隐而不发、含而不露的神秘性，这种神秘性的情绪，隐藏于文本的全部结构中。

　　人的命运，海的命运

　　以海的镜面反射作为人的精神自救，人的性格与海的性格相互砥砺的东方风暴，其内在根由是人的命运和海的命运的相互对峙。林森把人和海置于纷繁复杂的命运变迁中，人的命运是海的命运的投射，海的命运是神的命运的折射。人在神与海之间，构成了天海人神的四重结构。每一种命运是在其他三种命运的交错中展开。这就使得林森在《暖若春风》中设置了“归来——离去——归来”的风暴模式，而非“离去——归来——离去”的流散模式。后者属于鲁迅小说以来的东方大陆浪子精神的命运轨迹。而海南岛作为小说中人的归来地，与台湾岛之间形成离去与归来的双向呼召模式，这是海上风暴的命运特征，也是人的命运与海的命运的互相生成结构。

　　大部分大陆流散模式的浪子成长小说，其写出的既非怀旧性的过去的村庄家园、亦非现实性的当下村庄家园，距离本真的村庄家园隔着谎言和发表，且大多都没有成为对命运的全面书写。书写命运的作品是幽暗的、晦涩的，是在归来与离去中不断折磨、消耗、内噬。人的命运并不由人决定，海的命运也不由海决定。小说作品的本质意义就在于见证命运，抵制命运，和命运角逐，与命运对峙，在角逐对峙中和解栖息，又在和解栖息中生成新的对峙角逐。林森在《暖若春风》中试图揭示的就是命运的这种复杂性，作品中的许飞、小姑、叔公，皆是在各自的命运流转走势中充实以到饱满，这彰显着林森对作品命运结构的精雕细琢。

　　从林森《关关雎鸠》《暖若春风》中对风暴结构的命运处理，我们能觉察到他书写的整体性倾向，他赋予作品的命运、书写的命运，都使自身与书写与作品之间构成整体性的命运趋势。这种命运的整体性反映在具体现实中，是以巨硕的精神权力对抗平庸之恶。小说中所呈现的历史现实，不是世俗权力以恶制恶的用惩罚和暴力与恶斗争，以维持某种外在的社会秩序。林森不相信这种外在秩序的澄明性，他不承认这种外在秩序能表达绝对真理，他执意通过内在的由书写人与海的命运而生出的精神力量，也就是使恶不仅受制于外在的秩序，而且彻底臣服于善，去实现绝对真理。故而，小说到结尾都是归于善力量的绝对制衡，使命运都顺利抵达神秘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