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咔、哈、啊……”每到周末,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的一间办公室里,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学生们总会为分清“圆唇不圆唇”“舌面中舌面后”“清塞音浊塞音”而“嚼得舌头打结”,却又乐此不疲。

　　“学习汉语方言,掌握国际音标是关键。”北京大学汉语方言学教师陈宝贤的周末时间总被学生占得满满当当,她笑言自己研究的是“又老又土的东西”,但大家的学习热情让她十分欣慰。

　　“记录一种方言需要调查3000个以上字音、至少两三千条词汇以及数量不等的语法例句”

　　“研四方之言,究汉语之变”,方言学研究是一门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学科,这种“研究基本靠走”的方言调查,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代。周朝时,中央政府就经常派人到各地采风,搜集方言俗语。西汉扬雄进—步搜集整理,并通过面询方式进行方言调查,大范围记录各地的口语词,然后将所记词语按通行的地域范围分别标注成不同类型,成就了中国古代方言研究的开山巨著《方言》。

　　对于陈宝贤来说,每年抽出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到某个方言区做调查,也是必修课。“我们选定的方言点,通常都在方言保存得比较‘鲜活’‘正宗’的偏远地区,生活条件艰苦、交通不便是常有的事。”

　　调查队伍在山里扎下点后,大家会分头寻找,严格筛选方言纯正的发音人。“首先会让发音人录一个声、韵、调表,我们用国际音标记录下来。然后让老乡用方言讲一个当地人经常说的故事,录成一段成篇语料。最后,我们对搜集的资料进行整合,用一周左右时间做集中分析,出炉一份调查报告。”陈宝贤介绍,现在条件好了,可以录音录像,以前完全靠耳朵听,得迅速反应,再飞快记录,“很苦,但我每年都很期待这一个月的到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方言》季刊主编麦耘致力于方言研究已经30余年,到现在仍保持着做方言调查的习惯,“不然心里会发慌,就像打仗没有补充弹药一样。”麦耘说,“要全面记录一种方言,一般需要调查3000个以上的字音,至少两三千条词汇,以及依不同需要而数量不等的语法例句。”研究体量之大,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