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所谓不务本业,既非改业、易业,更非无业浪游,而是一种在维持本业基础上的角色转换。无论是文人尚武,武将耽于文艺,还是僧人专务诗文、方术之技,妇女内职不修,无不是职业精神沦丧、业余精神勃盛的典型征候。明代社会群体之角色转换乃至业余精神之勃盛,显是一种社会异动,是在广泛的社会流动背景下所产生的职业兴趣转移,亦即对原始儒家“游于艺”精神的理性回归。这种风气势必导致士商相混、僧俗相混现象的出现,进而对士、农、工、商等级秩序形成冲击,甚或妇女向“女丈夫”人格转变。 

　　【关键词】明代;不务本业;角色转换;业余精神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4)05-0127-10 

　　一、引论:从“世事十反”说起 

　　若以文字训诂为视阈,所谓的“业”,原本为上古无文字之时,刻木如巨齿之状,藉此记录每日所行之事数。每当一事完毕,则去除一刻;所有事情完毕,则尽去其刻,称为“修业”。变更所业之事,则重新如前加刻巨齿。凡有大事,则大刻,称为“大业”;凡有多事,则多刻,称为“广业”;士、农、工、商所业不同,称为“常业”;农民改业成为读书人,则改刻,称为“易业”。基于“业”字训诂之义,有学者进而加以引申,得出重业之论,即古人一生无不有所业之事,每日无不处于修业的状态,通过身修事理,藉此避免怠惰荒宁。反之,若是“无业”,则会流于昏昏荡荡,偷安惰行而死。[1] 

　　在传统中国的等级制度下,民安其业或者说四民各有定业,既是知识阶层的理想追求,又是历朝统治者确立大统之后付诸社会控制实践的基本国策。正如六朝时人颜之推所云,人生在世,需要各具本业,诸如农民之“计量耕稼”,商贾之“讨论货贿”,工匠之“致精器用”,伎艺之人之“沈思法术”,武夫之“惯习弓马”,文士之“讲议经书”[2],都是他们应尽的本等职业。先秦时期管子确立士、农、工、商四民等级,使之成为不再游移杂处的“石民”,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言吪”、“事乱”的杂处之弊。其后的儒家学者,倡导士人安处闲燕之地,农民辛勤耕作于田野,工匠服务劳作于官府,商人奔走于市井,通过旦暮从事于各自的本等之业,不再见异思迁,藉此以安民心,以定民志,最终达到天下大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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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陈宝良,1963年生,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