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认识质量互变规律，

　　促进事物质的飞跃（下）

　　——达尔文“进化论”、

　　斯宾塞“庸俗进化论”与居维叶“突变论”

　　量变是渐进的发展，质变则是中断式、跳跃式、飞跃式、突变式的发展。

　　没有旧质向新质的质变式的飞跃就没有发展。譬如，社会革命就是历史发展的中断、飞跃和质变。在旧社会内部，新社会的因素酝酿成熟到一定程度，造成了新制度的生产因素，就会酝酿革命，社会革命就是质变，这种质变意味着社会的跳跃式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新中国代替旧中国，中国社会发生了一次质的跳跃式飞跃。当然，质变并不意味着量变不重要，没有量变就没有质变，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不实现质的变革，事物就不可能继续前进，质变遂成为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譬如，水不断地加热升温，加热到沸点，就会沸腾起来，如果沸水在有盖的容器里，水蒸汽就可能冲破容器盖。在质变量变的关系上，既要反对忽视质变的重要意义，反对把发展仅仅归结为量的增减，又要反对不加分析地讲质变优于量变，否认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

　　质变有前进性和倒退性两种状况。

　　新的战胜旧的，新质战胜旧质，新物种取代旧物种，高级社会形态代替低级社会形态，由无知发展到有知，是前进性质变；生物物种的退化，思想道德的堕落，旧社会的暂时复辟，革命党和革命者的腐化，是倒退性的质变。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倒退只是暂时的。无论前进性质变或倒退性质变，都是由量变引起的，量变也有向下、向上两种状态的区别。一定程度的向上的量变引起前进性的质变，一定程度的向下的量变引起倒退性的质变。

　　由于量变与质变有向上或向下、前进性或倒退性的区别，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区分哪些是向上的量变，哪些是向下的量变，哪些是前进性的质变，哪些是倒退性的质变。向上是新量的增加，向下是旧量的减少，前进性的是新质的变化，倒退性的是旧质的变化。我们要做向上的量变、前进性的质变的促进派。对于向上的量变和前进性的质变，要创造条件，积极促进；对于向下的量变和倒退性的质变，要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形而上学反对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原理。

　　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只承认量变而否认质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哲学家斯宾塞（Spencer，1820—1903年）提出庸俗进化论，只承认事物发展的渐变，否认事物发展中的突变，只承认发展中的量变，否认事物发展的质变，否认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事物的内部矛盾性。他认为自然界现有的秩序是一种渐进过程的产物，事物发展的渐进性乃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斯宾塞企图用生物进化的庸俗观点来说明社会现象，认为社会的发展同样只有量变，人类社会只是逐渐进化的历史，而不是矛盾斗争和社会不断革命的历史。他庸俗地套用达尔文进化论，用种族之间斗争的“优胜劣败”或气候、地理环境的因素来解释社会现象，否认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反对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主张改良和阶级调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哲学，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它意在不触动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实行某些微小的改良，反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

　　还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极端观点是不承认质变有一个量变过程，否认量变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这就是19世纪法国自然科学家居维叶（Cuvier，1769—1832年）的“突变论”。19世纪到20世纪法国生命哲学家伯格森（Bergson，1859—1941年）的“创造进化论”是这种极端观点的代表。“突变论”认为，有机界的变化是由于突然性的质变所引起的；“创造进化论”把进化看成是绝对新的东西的连续制作。这些观点都否认质变是量变的结果，否认发展是事物自身量变引起的质变。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无政府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看不到社会变革需要有一个过程，不承认革命有一个积蓄力量的过程，需要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愿意做艰苦的革命准备工作，企望革命一举成功。如今在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革过程中，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要有准备、有步骤，逐步进行，循序渐进。不做准备，贸然从事，会给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带来巨大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