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是在生态文化指引下，发展生态产业，实现产业生态化；促进生态消费，实现消费绿色化；开发生态资源，实现资源集约化；建设生态环境，实现环境清洁化。实现这些目标，必须依靠生态科技和生态制度。围绕生态文明及其制度建设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宁波大学校长、浙江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沈满洪。

　　从“摸着石头过河”转向顶层设计

　　《中国社会科学报》：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十八大以来，我国推出了哪些战略部署？

　　沈满洪：十八大以来，关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阐述越来越系统，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健全。十八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概念，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阐述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问题。特别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印发，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从“摸着石头过河”转向顶层设计，从“自下而上”的探索转向“自上而下”的推进，从借鉴他国经验转向创造中国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结合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规律，请您谈谈我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沈满洪：近半个世纪以来，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强制性减弱而自觉性增加，管制性减弱而选择性增加。

　　我国总体上处于工业化的中期，还将继续推进工业化；处于环境污染的趋缓期，环境污染依然比较严重；处于市场机制的完善期，市场发育还有潜力。因此，别无选择的强制性制度是前提，权衡利弊的选择性制度是主体，道德教化的引导性制度是辅助。我们要努力构建起三类制度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别无选择的强制性制度在我国特别要致力于以下方面：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从供给管理转向需求管理，严格实施取水总量控制制度；实施严格的能源管理制度，控制煤炭开采的节奏和数量，设定煤炭开采的“天花板”和能效标准，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实施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控制废弃物排放的总量，并且要实施逐年递减的总量控制制度；实施严格的温室气体控制制度，尽快完成从强度减排到总量减排的转变；实施严格的产业准入制度，控制污染性产业的发展，严格限制开发区的开发。

　　权衡利弊的选择性制度在我国的运用主要包括：基于“庇古税”理论实施有效的生态环境财税制度，包括生态环境税收制度、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基于“科斯定理”实施有效的环境产权交易制度，包括水权交易、环境权交易、碳权交易等。

　　道德教化的引导性制度建设需要把握：教育引导方向上，强化资源危机意识和资源节约责任意识、环境危机意识和环境保护责任意识、绿色消费理念和“货币选票”意识、生态权益保障意识和环境权益维护意识等；教育引导主体上，强调媒体、学校、社区、社团的多主体联动。特别要强调绿色社团的作用，鼓励绿色社团的组建、支持绿色社团的活动、发挥绿色社团的作用。

　　改革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实施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对GDP与环境的矛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还需要相应的考核评价机制的配合。

　　沈满洪：确实如此。长期以来，一些地方之所以抓生态文明建设不力，要害在于“GDP至上”的考核体系。因而，还需改革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实施机制。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实施机制，集中表现为信息发现机制、考核评价机制和奖励惩罚机制。

　　其中，生态文明视角下的信息发现机制，需要研究政府的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公众的环境信息举报机制，以及企业的环境信息标志机制。如何把握好环境信息公开的“度”，处理好环境信息公开与环境信息保密的关系，如何激励环境污染信息举报者，如何保护举报者的合法权益，如何通过环境信息标志制度建设解决生产者和消费者间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政绩考评机制需要经历“三次革命”，即从“GDP论英雄”转向“绿色GDP论英雄”，从划一的“绿色GDP论英雄”转向分类的“绿色GDP论英雄”，从“绿色GDP论英雄”转向“幸福指数论英雄”。因此，政绩考核要由人民来回答，要建立人民的满意度评价。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及考核机制如何建立，如何实现客观指标评价和主观满意度评价的有机结合等，亟须研究。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奖励惩罚机制，要建立激励相容、权责对称的奖励惩罚机制，建立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奖励惩罚机制。对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组织和个人要给以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鼓励。基于此，需要回答如何建立奖惩结合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激励相容的实施机制，奖惩主体和奖惩对象如何界定等问题。

　　在中外生态文明制度演化规律中汲取养分

　　《中国社会科学报》：丰富的生态文明实践不断对生态文明理论提出新要求。生态文明制度研究如何回应实践？请您谈谈该领域的研究。

　　沈满洪：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一个重要而又紧迫的课题。我认为，该领域的研究必须解决以下问题：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内涵与地位，生态文明制度的需求、供给及其均衡，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制度体系及总体框架，生态文明制度的相互关系及优化选择，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实施机制，等等。

　　当前，在扎根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在对中外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纵向演化与横向比较的基础上，总结规律。

　　中华文明积累了丰富的生态文明制度成果，但是，绝大多数是非正式制度安排。我们可以着重分析阐述工业化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制度演化。在深入的案例分析基础上，探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及其均衡是由哪些因素来决定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有何经验教训。外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发端于工业文明所致的“环境公害事件”，我们可以选取分析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典型国家和地区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案例，以揭示制度演化的轨迹及其经验教训。基于此，了解发达国家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演化轨迹，以及发达国家生态文明制度的推进力量及其传递机理，在充分考虑国家根本制度差异性的基础上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