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77岁的北京老人吕某，持木棍欲阻拦儿子的房子被强拆，但在办案人员进屋后主动丢掉木棍，后被怀柔公安分局刑事拘留7日。此后检察院认为吕某不构成犯罪，怀柔公安分局最终撤案。为此，吕某申请38万元国家赔偿，并要求赔礼道歉。

　　近日，该案二审判决，判令怀柔警方按照2013年度城镇非私营日平均工资（即200.69元）赔偿吕某（乘上7日，约1400元），并赔偿1000元精神抚慰金，同时赔礼道歉。

　　而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2015年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国家赔偿标准，具体数额为每日219.72元，较2013年增加19.03元。

　　为什么赔偿标准总是以“日平均工资”计算？国家赔偿难道等同于“补工资”？

　　各国的国家赔偿标准，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有限赔偿，即赔偿低于实际损失，又称抚慰性赔偿；二是等额赔偿，即按照实际的直接和间接损失赔偿，又称补偿性赔偿；三是惩罚性赔偿，即在等额赔偿的基础上，对于国家机关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给予高于实际损失的赔偿。

　　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国家赔偿标准基本上是采取等额赔偿与惩罚性赔偿并举模式。一方面，对于受害者遭受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参照民事侵权赔偿标准，给予足额、充分的赔偿；另一方面，对于公权力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还应在等额赔偿的基础上，施加惩罚性赔偿，以震慑、惩戒公权力。正因为此，在国外才会出现一些高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的“天价”赔偿案例。

　　仅就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而言，像我国把赔偿标准统一为“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既不考虑赔偿请求人的年龄、性别、职业、实际收入等因素，也不考虑其因人身自由被剥夺而遭受的实际损失情况，更没有规定惩罚性赔偿，十分罕见。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补偿法》规定，受害人被羁押、鉴定留置、收容或执行的天数，以新台币3000以上5000元以下折算一日支付。日本《刑事赔偿法》规定，法院在决定赔偿金额时，必须考虑关押的种类、时间的长短，财产的损失，可得利益的损失，精神的痛苦、身体的损伤以及致害机关的故意、过失等情况。

　　与之对比，我国立法的“一刀切”规定，其不合理性是十分明显的。基本上还停留在保障公民最基本的生活和生存所需的初级阶段，而非等额、充分地给予受害者赔偿。因此，被谑称为“补发工资”，实不冤枉。对比民事侵权的等额赔偿原则及《消费者权益保障法》所规定的“四倍”之惩罚性赔偿，我国国家赔偿的范围和标准，确实过于狭窄而低下。

　　2010年修订《国家赔偿法》，增加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赔偿范围窄和赔偿标准低的问题。之后的许多案件，比如浙江张氏叔侄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等，受害人或其亲属获得了数十万、上百万元的精神损害补偿。

　　但精神损害赔偿并不能替代等额赔偿、惩罚性赔偿，一则因为立法将精神损害赔偿限定在“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二是相关司法解释将其数额限制在“原则上不超过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三是精神损害赔偿虽然具有惩罚性，但并非立足于等额赔偿或对国家的惩罚性赔偿，与后两者在性质和功能上仍有不同。

　　因此，解决我国国家赔偿范围窄、标准低的问题，必须走出抚慰性、象征性赔偿的立法窠臼，确立等额赔偿和惩罚性赔偿并举的立法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也才能有效惩戒、震慑枉法违法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作者系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