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政策落实的关键年。半月谈记者近期赴多个省份调研了解到，部分改革决策在中央到地方的传导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梗阻点。改革落实过程中的梗阻点究竟在哪里？是什么原因导致政令有时落地不畅？记者选取了部分地区在落实改革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案例，梳理出政令传导链条上一些带有共性的不畅因素。

　　“次决策”共识度和操作性待加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后，各地、各部门对会议决议高度认可和拥护，但对于总决策下的一些具体改革实施方案、操作规程，部分地方还存有一定困惑。

　　以国资国企改革落实情况为例，在中央明确大方向后，对改革的热点、难点和敏感点，缺少相关部门答疑释惑，以至于一些地方认识不到位，操作更是畏首畏尾。

　　南京市国资委副主任王浩康说，有地方认为国资国企改革是把国资做大、重组，有的则认为改革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国资需要退出。北方某省国资委产权处处长告诉记者，三中全会决定公布当晚，该市国资委领导就要求起草国企改革落实方案。“但我们的几个副主任对究竟怎么改还争执不休，这方案怎么写？写出来怎么落实？”

　　工商、质监、食药监“三合一”是综合执法改革的重要探索。然而，这一改革如今却面临重走回头路的风险。曾经最早探索“三合一”改革并被全国借鉴的深圳市已经改回了食药监队伍单列。中部某省食药监局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中编办精简机构和编制的要求，省里提出了食药监、质监、工商基层执法人员“三合一”的改革方案，但一些相关部委希望保留自己在基层的“腿”和阵地，我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改革可能会成“夹生饭”。

　　再譬如公车改革，一名试点地区的基层干部反映，自己平时去市里汇报或到基层乡镇，经常几十公里，“基层补贴最少，偏偏下乡最多，这怎么走好‘最后一公里’呢？”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薛刚凌等专家认为，这反映出在落实中央总体战略部署的过程中，次级决策的科学性不够，需要通过更加现代化的制度程序安排，增强“次决策”层面的专业性、民主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