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严格管制的出租车行业，被互联网技术无情地撕开了口子，监管思维面临全新挑战。网约专车开展运营已成为普遍现象，将其纳入监管体系十分紧迫。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出租车行业借力“互联网＋”深化行业改革的过程中，需要以新的思维看待老问题、面对新挑战，既要坚持“方便群众出行”的根本目标，也要充分考虑新旧业态从业者利益调整；既要鼓励创新用好“互联网＋”，也要果断有力地对野蛮生长的新业态实施引导和监管；既要加快制度出台，释放积极而明确的信号，又要授权先行地区率先试点，探索完善改革措施。

　　老问题新挑战相互交织

　　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认为，出租车行业原先存在着“出租车数量少、份子钱压力大”等老问题，如今在网约“专车”倒逼之下，出租车行业又面临“放开准入门槛、放开数量管控、放开价格监管”的新挑战。老问题和新挑战既相互叠加又良性互动，使形势出现新变化。

　　首先，将网约“专车”纳入监管体系的紧迫性增强。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顾大松说，早期市场主体推动的网约“专车”创新，敏锐地捕捉了城市居民出行质量提升需求，填补了行业缺乏的约租车类型。但是到创新后期，私家车开展运营已成为普遍现象，这对传统客运体系造成巨大冲击，将其纳入监管体系十分紧迫。

　　其次，健全传统巡游出租车运价动态调整机制紧迫性增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院副教授王军说，长远来看，传统巡游出租车将面临需求萎缩，将来会与约租车形成并行格局。与此同时，健全运价动态调整机制，用价格杠杆确保有效供给、抑制不合理需求、坚持公交优先战略十分必要。

　　第三，传统出租车业态拥抱“互联网＋”的紧迫性增强。天津市客运交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于会清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我国出租车行业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为解决“乘车难”大力倡导发展的初级阶段；二是以经营城市为理念，大量出让出租汽车经营权的快速发展阶段；三是为缓解供需矛盾实行数量管制的规范管理阶段；四是科学定位出租车，优先发展公交的阶段。

　　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出租处处长李公科说，北京出租车“份子钱”——单班5175元、双班8280元的政府定价，已经十年没有调整，公司只是“保本微利”。在上海，四大出租车企业作为上市公司，收益率已经很难达到6％的再融资门槛。在武汉、义乌等地，经营权使用费逐渐取消使“份子钱”开始降低。

　　记者采访到的全国20多家出租车公司均表示，面对生存考验和历史选择，如何拥抱“互联网＋”，实现传统出租车行业“蜕变”，已非常紧迫。北京新月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学强说，“比如，北京传统巡游出租车空驶率高达30％至40％，有效利用互联网平台降低空驶率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