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围绕着中央教育会会议而开展的读经“攻防战”并非“顺理成章”，而是有其曲折繁复的历史面相。这是一场并没有真正“胜利者”的战争，而“经典的消逝”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根本性变化。

　　1925年末，据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力主复古，不仅办《甲寅周刊》倡导之，更在10月30日部议决定小学读经和中学废止国语。为阻止此案实施，“新文化”诸公之一——黎锦熙写了一篇名为《为反对设“读经科”及中学废止国语事上教育总长呈文》交教育部，但因11月28日“倒章运动”后章士钊去职而并未公布。

　　此呈文虽未能公布，但黎锦熙心中对其应是相当重视，不仅把它作为《1925年国语界“防御战”纪略》（以下简称《“防御战”纪略》）一文的部分内容在《国语周刊》上发表，后又收录在1934年出版的《国语运动史纲》中，另外《“防御战”纪略》又被著名教育人士舒新城编入了流布广泛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三册里。同时其部分内容被舒氏写入了《民国十四年中国教育指南》一书。因此这篇看似未能“公布”的呈文实对“国语运动”和“反对读经”的历史记忆形成影响甚大。但也正因为其出炉是为了与“非国语”和“倡读经”进行“作战”，所以其回溯历史就有颇令人生疑之处，比如对宣统三年以中央教育会为中心而发生的那场小学是否“读经”的争论。

　　在黎锦熙笔下当时情形是：“小学课程读经，原于清末变法，科举与学校递嬗之际，旧日功令，未容多所更张，其时全国学界倡言废除。中央教育会议已有严切之提案”。这段话若套用邓之诚谈民国以来史事的话来说，其“非不实也，果细究之，不唯事情曲折，无此单简，甚且有与事实相反者，异代之后，谓之为信史不可也。谓之为非信史亦不可也。”换言之，黎氏所呈现的历史面相过于清晰和简单，属于历史记忆中的“半神话”。“全国学界”为谁？“严切之提案”内容如何？有无反对声音？实施没有？这些问题均被其一笔带过，而只是紧接一句“民国初建，南京临时政府首即布告废止读经”宣告此事尘埃落定，今后袁世凯、章士钊之流不过是一次又一次掀起“复古逆流”而已。难道在“废止读经”的道路上一切就那么“顺理成章”吗？回看各种材料显然不是这样的。

　　首先“全国学界”云云即可能是一幻象，其大约只能包括商务印书馆、《时报》、《教育杂志》、《东方杂志》等出版机构和这些报刊的编者、作者和一部分读者，再可扩展至江苏省教育会、预备立宪公会等趋新社团的主要成员。这一网络中人很大一部分是科举出身，且功名还不低，但他们最着力事之一却是对中小学校读经不断提出异议。光绪三十年《时报》上有人评议《奏定小学堂章程》时就提出要“毅然删去讲经读经一科”。光绪三十一年张元济也似忘了其发蒙读经的往事，在《教育世界》上提出“勿滥读四书五经”，因为在此时的他看来“往圣大义微言，髫龄之子，讵能解悟？强令诵习，徒耗丧脑力而已”。此后顾实、蒋维乔、庄俞、黄炎培等人相比张元济抱持的“勿滥读”态度更为决绝。庄俞在《教育杂志》上就直接撰文追问道“所异者，（小学堂）必强列读经讲经一科，不知何解”。黄炎培则有更奇特的逻辑，他在视察昆山小学的报告中表扬教员讲经“极清晰”，然后黄氏却说他由此越发感到“全讲经文断非小学教科所宜”！